2001年12月17日夜，在京城远郊的住宅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看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山西省偏关县。在我熟悉的城门上，出现了一座高大雄伟的城楼，这肯定是后来补建的。因为50多年前我在城内小学念书那会儿，没见过这个城楼。记得老师说过，偏关县的城楼十分壮美，可惜1938年就被日本鬼子给放火烧了。鬼子不久又来扫荡，我偏关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梁雷同志不幸遇难，鬼子把他的头挂在城门上示众。如今的偏关，单从南关的市容市貌上就能看出，她比抗战时期宽敞了，洋气了，也富有了。

　　盯着荧屏再往下看，却令人吃惊：偏关县的税务官、医药卫生官，好像还有警务官（公安干警），就因为个人收人不够丰厚，就沆瀣一气，跑到国道上去打劫邮车。这些身穿国家行政执法人员服装的书记、股长、科长们，面对记者的话筒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是在“执法”。这是发生在偏关县的事吗，还是我在做一个噩梦？

　　1942年，日寇把我们一家人从晋绥边五分区赶到偏关县。不久，父亲被日特和叛徒杀害，我就成为在偏关城内兵站吃住、在偏关完小读书的烈士孤儿。那时，偏关县属晋绥边二分区管辖。尽管有日寇“三光”政策的浩劫，又有五分区、绥远省（今内蒙）大量逃亡难民的涌入，偏关县抗日军民在毛主席“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号召下，努力发展生产，日子过得还是红红火火。不仅粮食能够自给，土特产、手工业、服务行业也颇有一番景象。城内街市上，布、麻、皮、毛、胡油、麻糖、海红子、果丹皮、豆腐、碗托儿、蔬菜、猪羊肉、蛋等交易频繁。药店、饭馆、澡塘、裁缝铺、理发店，应有尽有。交易中法币、银元、西北农民票（晋绥边区发行）一律流通。因为我在兵站吃住，经常看到从绥远省运往兴县（贺龙同志常住的晋绥首府）和延安的银元、烟土，十几驮、几十驮地停在兵站大院过夜，但从未听说有过偷抢或索取过路钱的事件。就在此时（1943年初夏），在我们小学四年级的课堂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事。

　　一天，康老师（女）给我们上国文课，课文题目是《论边区》。内容是毛泽东主席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取消边区的反动主张，发表公开演讲指出，由共产党开辟和领导的抗日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

　　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所说的十个“没有”在国民党统治区样样都不缺。因此毛泽东发怒了：“呸！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讲得出不要脸的话！”这篇演说词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应，故而被选入我们的国文课本。可就在康老师给我们讲解课文中间，有位小同学举手发言，他说毛主席讲的十个“没有”，有九个是对的，有一个不对。老师吃惊地问他哪一个不对，这位小同学大声回答：“因为我们偏关县就有两个叫花子。”紧接着有十几个小同学随声附和：“他说得对！”

　　康老师欲言又止，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偏关县确实有两个叫花子，而且家喻户晓。一个是被国民党某团长遗弃了的姨太太，名叫武美高，时年30多岁，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是从陕西省府谷县（国统区）跑过来的；另一个叫花子名叫三汉，是个十几岁的流浪儿。他俩人缘极好，不偷不拿，整天在城内和乡下游来荡去，见人就笑，是当地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所以康老师脸红了半天才说：“这是个别现象。再说，武美高和三汉在我们偏关不劳动也没饿着。所以毛主席说的十个‘没有’，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下课！”

　　———这就是50多年前的偏关县，这就是我引以自豪的第二故乡。她曾是十个“没有”的人间天堂。可现在还能数出几个“没有”呢？再这样下去，附在偏关城楼上梁雷县长的魂灵，还能安息吗？

　　希望偏关县的党政主要领导者振作起来，不要辜负偏关绝大多数人民对你们的希望。顺便向偏关人民谢恩情———感谢他们曾经给予过我的衣食与教育之恩。(王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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