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几句话，如何吸引众人心

　　人们都知道“万事开头难”。但是，“好的开端便是成功的一半”。在联合国这个讲坛，各国外交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说话”，这其中是大有讲究的。

　　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王学贤大使有一次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作演讲。他一语双关地说：“我来西部以前，总以为这儿的每个人都腰插两枝短枪，见谁不顺眼就拔出来给他一梭子。今天，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间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话音刚落，全场笑声、掌声顿起。

　　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保东的开场白有时虽带点“土渣子味儿”，但同样具有“国际水平”。1998年底，美、英两国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袭击，导致伊拉克政府拒绝与联合国合作，伊拉克问题一时陷入僵局。为了打破“坚冰”，1999年9月，中方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员，在伦敦召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司司长进行磋商。当时任协调员的李司长道了一段开场白：“记得我小的时候，遇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奶奶就叫我将枕头换个方向试试，结果还真灵。今天，我们磋商的目的，就是换个角度来讨论一下如何解开伊拉克问题这个‘死扣’。”这种“以小见大、语重心长”的开场白，一下子就将其他常任理事国同行的“心扉”打开了。大家“促膝”交谈，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从而为推动伊拉克问题的解决进程做出了努力。

　　江湖上喜欢用“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戒律。我通过“偷师学艺”，虽未得到“真传”，但在一些场合也能“东施效颦”，而且还真的“屡试不爽”。

　　2001年2月底，我国与联合国在北京合作举办一个人权问题的研讨会，联合国人权高专罗宾逊夫人专程来京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讨论的议题也比较严肃。那天上午，各国驻京使节到场参加了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和罗宾逊夫人在会上分别致了开幕词。开幕式后，嘉宾们陆续离场。

　　接下来的实质性讨论由我主持。我一敲槌子，说道：“中国有句俗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既然嘉宾们都走了，该轮到俺们‘猴子’活动的时候了。我现在请大家就会议议题坦率地展开讨论。”中外专家全都忍俊不禁。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了严肃的话题。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我曾于2000年6月赴法国巴黎，参加亚欧会议第三届非正式人权研讨会。会上，我作为政府代表就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发表主旨讲话。那一次，我是这样拉开“帷幕”的：“巴黎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大都市。身处此地，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姥姥曾嘱咐我：过十字路口时要切记抬头看交通灯。红灯停，绿灯行。今天，我们处在世纪之交的十字路口，面对许多复杂的局面，我们是停，还是行？何时停？何时行？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做出决定。”我的这个“段子”后来被收录到会议的发言集中。

　　-李肇星巧用“同音字”

　　联合国是一个藏龙卧虎、奇才辈出之地，云集着各国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这些人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聪明的才干，其言谈笑语别具一格，或顺水推舟，以柔克刚，或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实在是独揽“风骚”。我本人就“亲耳”领略了几回。

　　其一：1995年系联合国成立50周年。由于次年将是秘书长改选年，因此，人们都在想方设法打听“小道消息”。在联合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突然问时任秘书长的加利：“明年是秘书长选举年，你是否考虑过将竞选连任下届秘书长？”只见加利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答道：“古埃及有一句谚语：‘旧鞋好穿’。”全场当即为之一震。

　　其二：在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肇星大使在投弃权票后做了解释性发言，指出在该项维和行动中，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做法，不应构成安理会部署其他维和行动的先例。

　　会后，一位操英语的西方国家大使特意走过来，略带讥讽地问道：“When does a precedent become not a precedent?(先例什么时候才能不成为先例？)”李大使当时未予纠缠，随势指了一下坐在会议厅中央的安理会主席，答道：“(When a President is not president,he is an Ambassador.(主席不当主席时，自然就会成为大使了。)”李大使将“先例”和“大使”两个发音相似、意义迥异的英语词如此巧妙地串联作答，可谓天衣无缝。对方当时讨个无趣，悻悻离去。

　　其三：1995年10月的一天，安理会举行情况通报会。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到会向安理会15个理事国大使通报非洲局势情况。他的谈话内容全都是“难题”，如非洲地区目前冲突迭起、难民倍增、外援缺乏、维和不力等。话毕，整个会议室气氛沉闷，大家“愁眉紧锁”，一脸“旧社会”。见场内无人回应，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当即用英语开了腔。他说：“以往我们在安理会说惯了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到会，今天我在安理会想说一句欢迎非统秘书长萨利姆·萨利姆到会……”借助于两位秘书长姓名重叠之处作开场白，不但工整对仗，而且娓娓动听。在场的宾主顿时“笑挂眉梢”，会议室内也“乌云四散”，变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其四：2001年9月6日上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大楼内举行。按照会议规定，每位国家元首只能在主席台上发言5分钟。轮到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加尧姆先生发言时，只见他直截了当地说：“主席先生，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因此我的发言将简单明了。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千年首脑会议主席的职务，并祝贺秘书长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出色的报告。我将用下面的4分37秒谈谈我们国家对新千年的一些关切和希望……”听到这里，全场发出一片笑声。

　　元首和首脑们原来就对5分钟的限制心存“不满”，加尧姆总统的独特开场白顿时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并在场内产生了共鸣。在发言结束时，加尧姆总统又幽默地说：“现在我只剩下30秒钟了。我们最后应该做出承诺，去拯救我们的地球。如果我们不作任何承诺就离开这个会议大厅，这将是一种遗憾。我在台上的发言时间结束了，但我祝愿我们国家存在的时间永远不会结束！”这一前后呼应获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

　　-粗心大意，“惊险”就在一刹那

　　在安理会这个重要的多边场所，要把外交工作搞好，需要切记“谨慎细致”四个字，若有半点“粗心大意”，弄出“洋相”事小，酿成失误事大。

　　但是，“人非圣贤”，这种“阴错阳差”的事件却屡见不鲜。我在纽约工作期间就“有幸”目睹了几起。

　　1995年1月27日下午，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审议莫桑比克问题。莫桑比克外长希迈奥不远万里专程到会发言。会上，只见他在大厅内对着讲稿宣读莫桑比克政府的立场。读着读着，他突然“卡了壳”。原来，他随身所带的讲稿缺了一页。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外交人物尴尬地急忙翻腾手中稿纸。坐在其后的副手见外长回头才恍然大悟，连忙将讲稿的副本递过去，最后才算“解了围”。

　　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美国大使拟在发言稿的第一句对莫桑比克外长出席安理会表示欢迎。但是，在其打印好的讲稿中却仍然使用莫桑比克前任外长莫坎比的名字。其实，莫坎比外长已于1994年底升任莫桑比克总理了。看来美国的“情报”也偶有“失误”。幸亏“天助彼也”，美国大使的发言安排得比较靠后。他听着听着，发觉有点“不对劲”，随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手中讲稿的称呼误处更正过来，避免了“张冠李戴”。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1995年9月26日。这一天，安理会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意举行了一次外长级会议，回顾联合国安理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功过成败”。这天，在庄严宏伟的安理会大厅内，十多个外长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只听小木槌一敲，担任会议主席的意大利女外长阿涅利夫人以浑厚的女中音宣布“会议开始……”不知是麦克风还是线路出现故障，代表们的耳机听不到任何同声传译。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当时有人私下抱怨道：“工作人员早干啥来着？”还是主席见多识广，“政策水平高”。只见她急中生智，煞有介事地大声说道：“是不是有人搞破坏？”此话一出，当场“幽”了大家一“默”，会场气氛随即缓和了下来。

　　无巧不成书。我在这次外长会议上也赶上了一次“机会”。当时是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参加会议。他的发言稿是由国内准备的，带到纽约后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印出中、英文本各数百份，以供发言后散发。出于保密考虑，发言前我方陪同人员无法人手一份。而我“近水楼台”，先索得了一份。在会上，大家都集中精神听会。当我“下意识”地预览发言稿时，突然发现稿子的开头“按例”写着“主席先生”，结束语也写着“谢谢主席先生”。我当即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掏出铅笔将“先生”两字改为“女士”，“不顾一切”地从旁听席上冲到中国席位上，将这一更正递给在座的外交部副副部长李肇星。李副部长一看，二话不说就往钱副总理手上送去。刚过一会儿就轮到钱副总理发言。当听到他声音洪亮地读出第一句“主席女士”时，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我迄今仍保存着这一页纸，并经常拿出来“品尝”个中“味道”！

　　-“送礼风”刮进联合国

　　常言道：“礼轻情意重”。赠送礼品，不是为了满足对方的欲望，也不是显示自己的富有，而是为了表示对别人的感谢。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送礼之风”也刮进了安理会！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发现每届安理会主席几乎都会在任期之内，“随便”找个由头就向其他理事国的代表送礼。送礼是“公开”的，通常是在月底，礼品常常有独特之处，而且寓意深刻。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的小国、穷国。洪都拉斯大使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分别向大家赠送了一套该国的硬币。他在解释时强调，硬币在通货膨胀的小国是不“值钱”的，但因为硬币流通越来越少，大家收藏起来又是最“值钱”的。结果，大使们个个“当真”，精心接过来，放在文件包内带回去。

　　英国大使韦斯顿于1997年8月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有一天，他在会场内向大家展示了一台辞典般大小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需要用手摇来充电，适合在非洲贫穷地方使用。收音机的功能非常简单，但是只能收听一个频道：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大使们收到这件礼品后，都在纳闷：“是搞宣传，还是搞赠送？”

　　1996年2月，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有一天上午，当其他理事国的大使们“懒洋洋”地走进安理会的磋商室时，便惊奇地发现每人的桌上放了一份精致的小礼品盒。当大家打开礼品盒时，都连声叫道：“我的天啊！”盒子里面装的是几块造型可爱的巧克力。原来，当天恰逢西方的“情人节”，女主席借机向其他14位大使级男同事表达“敬慕”之情！难怪当天的安理会磋商显得尤其的活跃和热烈。

　　1996年上旬，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闹得特别利害。秘书处规定，联合国的任何文件只能给每个安理会的理事国三份。安理会内原来免费放在每个大使桌上的铅笔和白纸一律暂停供应。各个理事国的代表需要自带笔纸开会。大家平时在安理会就“娇生惯养”，历来享受“纸来伸手、笔来放兜”的“副部级待遇”，对“暂时经济困难”立即“怨声载道”。8月份的安理会主席、德国大使埃托可谓“雪中送炭”。他在当主席的第一天就吩咐手下在每个理事国的大使桌上献上一份“见面礼”：两支德国造铅笔和一小叠纸笺。埃托主席在开场白中表示，此举“讲求实际”，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德。大使们拿到这份礼物后，立即就与后排的副手们“瓜分”。

　　1997年7月底，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尔格恩大使在其安理会主席任期结束时，出乎意料地向各位大使派发了一个塑料饭盒。饭盒上面分别写上各个大使的名字。他见大家都在纳闷，才慢条斯理地揭开了“谜底”：瑞典积极派兵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不久前又有一批士兵上了“前沿阵地”，他们携带的就是那种饭盒！大使们手捧着饭盒，一些人在“忆苦思甜”，另一些则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于1996年5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在该月的最后一天，秦大使给每位大使赠送了一枚印章，上面分别用篆体刻上了各人的中文译名。秦大使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印章的由来和篆体的发展历史，强调印章在中国最早称为“玺”，是权力机构的象征。秦大使最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后，如果诸位要写信给我，别忘了盖上你们的印章！”大家被秦大使的这番幽默引得开怀大笑。

　　-说好英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联合国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种正式语文，但“销路”最广的是英文。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内部磋商时，大使们除了见面时友好地用对方的语言打个招呼外，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均使用英文交谈。在五国专家磋商具体案文时，更是围绕英文的案文大说英国话！因此，有人编了一句警世名言：“学好英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安理会工作期间，参加了不少五国专家级的案文磋商。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英国的外交官通常词汇量大，比较注重遣辞造句，在各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抛”出一个词，及时为其中一个国家“解围”。

　　美国的外交官喜欢简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么说什么，不追求什么文字修饰，因此说话显得“粗鲁”，常常“得罪”其他四国同行。

　　法国外交官说英文时口音重，有时听起来有点滑稽。据说法文的逻辑性比较强，难怪法国外交官一般都善于与其他四国同行“软磨”，直到他认为最后的英文案文“词能达意”才“善罢甘休”。

　　俄罗斯的外交官不怎么注重英语语法，也不讲究句长句短，有时提出的英文案文甚至连动词单复数都有误，但在选用关键词的时候，却非常认真，不轻易同意改动。

　　我国外交官多从“英国语言文学学士”一档起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加上我国汉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在五国磋商中通常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我在参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战”时，常常注意向同行学习，以便达到“借鸡生蛋”的目的。我第一次参加磋商时，就发觉大家不爱用“政府怎样怎样”一词。如美国人动不动就说“华盛顿认为什么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什么无法接受”，英国人也开口闭口使用“伦敦建议什么什么”之类的说法。我也干脆使用“英文思维”，当场来了几句“北京觉得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话，结果一下子将对方“打蒙”了。

　　还有一次，我参加安理会制裁伊拉克委员会的讨论时，美国代表罗斯先生对委员会发放一些人道主义物资到伊拉克蓄意予以阻拦。这种“搅局”的做法引起了委员会其他代表的反感。大家纷纷表示，那批人道主义物资就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好言”劝告美国不必“杞人忧天”。我亦在会上用英文发言，并用大学时候学到的一段英文“拗口令”对罗斯先生做了奉劝：“Don‘t trouble 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意为：要是麻烦不来麻烦你，最好甭再麻烦找那麻烦去)。”罗斯先生的英文功底可能“薄”了一些，他听了邻座英国代表阿伦先生在他耳边解释后，最后才不得不同意报告华盛顿重新予以“认真研究”。

　　1997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长年度声明稿的磋商工作。其间，五国专家三天两头开会，用英文逐字逐句讨论声明稿。当大家讨论到稿中批评个别国家向塞浦路斯出售“武器”的段落时，俄罗斯代表对稿中使用“weapons(‘武器’的英文词复数)”表示有严重困难，担心这可能特指俄罗斯此前向塞浦路斯出售SS-300型导弹。俄罗斯与美、英两国代表遂出现了分歧。

　　看到法国代表态度超脱，一声不吭，我在各方设法寻找“出路”的情况下主动“甩”出一个笼统的英文词“weaponry”，并强调我在大学是读“莎士比亚作品”的，希望这个“中性词”能够得到大家的接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经过权衡比较，大家觉得还是莎翁在英文方面“造诣深、威信高”，最后决定采纳这一措辞。

　　-我拼命按住大使右臂

　　安理会的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心红”、“眼亮”、“手快”是我国外交官在安理会工作必不可少的“三要素”。

　　1997年初，阿尔巴尼亚因经济危机发生内乱，平民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闯进军方的弹药库，将武器弹药洗劫一空。接下来的便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邻国意大利担心“城墙起火，殃及池鱼”，便火速派出军队到阿尔巴尼亚“协助”维护治安。为了使该项行动“名正言顺”，意大利和一些欧洲国家要求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授权这支意大利部队执行任务。

　　当时，我国与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对这种做法有不同看法，无法同意由安理会给予授权。后来，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们对1997年3月28日通过的安理会第110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到了同年6月，阿尔巴尼亚的局势有所好转，安理会决定只将该支部队的任期再延长至同年8月中旬。

　　6月19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大使出席会议，并将根据政府指示对决议草案继续投弃权票。那一年，我国的席位两旁分别是智利和哥斯达黎加。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索马维亚大使与王大使素来私交甚笃，平时就特别能“聊”得来。这天，索马维亚大使不知什么原因特别爱聊，聊到安理会主席、瑞典大使奥斯沃宣布举手表决的时候还不停嘴。

　　安理会主席通常是这样宣布表决程序的：现在我们对摆放在面前的什么什么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当主席念到“赞成的请举手”时，索马维亚大使才歇了歇嘴，转正身体的坐姿，举起了右手。

　　王大使这时也正转动着身体的坐姿，见索马维亚大使举手，完全是下意识地开始将右手举起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坐在王大使后排的我一个前扑，使劲将那只举到一半的右手扳了下来。与我同坐在一排的刘参赞也以同样的速度，伸手将那只右胳膊死死钳住。“好险啊！”等到主席和场内其他代表都回过神来，一切已经是“风平浪静”了。当主席念到“弃权的请举手”时，王大使有意高高地举起了那只右手！全场顿时发出了善意和理解的笑声。会后，索马维亚大使又“喋喋不休”地与王大使“开聊”起来——这次全是“对不起，对不起”的歉意之辞。我和刘参赞也连忙问王大使右臂是否还有点痛。王大使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他当时的感觉！

　　-文字、图片均选自《亲历安理会》，作者陈伟雄，现为外交部参赞。(本文中涉及的职务均为当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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