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全球9个任务区部署了由71个国家参与的7800多名维和民事警察，占联合国维和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维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自2000年1月首次派出维和民事警察执行维和任务至今，我国已先后向联合国东帝汶和波黑维和任务区派遣了6批共124名维和民事警察。这些维和民警在任务区，时刻牢记祖国赋予的神圣职责，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以顽强的意志，优良的作风，优异的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报今天谨以此文献给中国驻波黑的维和民警，祝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

　　考取UN驾本

　　在遥远的波黑，中国派出15名警察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是我国首次派出维和民警到欧洲执行维和任务。一年来，这些中国维和民警在任务区，用刚强、自信和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努力工作，恪尽职守，赢得了联合国以及当地人民的肯定和称赞，展示了中国维和民事警察的良好素质和风采。

　　2002年新年伊始，记者随同公安部慰问团走进波黑，采访这些跨出国门的和平使者。

　　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的波黑，全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原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共和国。波黑于1992年3月就国家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决，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赞成独立，塞尔维亚族抵制投票，此后，波黑三族间爆发了历时三年半的武装冲突。1995年11月21日三方签署代顿和平协议，波黑战争结束。联合国从1996年开始在波黑部署民事警察维和行动，同时部署了以北约为首的多国稳定部队。

　　2001年1月5日，波黑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出现了5名中国维和民警的身影。5条年轻汉子分别是来自公安部的黄升诚和谈钧、辽宁省公安厅的刘耀南、海南省公安厅的刘海志以及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的郭学全。同年10月28日，中国又派出第二批10名维和民警进驻波黑。

　　获得代表160万中国警察到欧洲执行维和任务不易，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毫不为过。首先中国警方要对有志参加维和行动的民警进行选拔，只有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身体素质、流利的英语语言能力、三年以上警务工作经验和两年以上的驾龄，才有可能入围。接着，由公安部下属的武警学院维和培训中心进行两个月共二十多门课程和讲座的强化培训，并进行全面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取得维和民警候选人资格。然后，再由联合国考官主持包括英语、射击、驾驶在内的甄选考试，确认符合联合国维和民警素质要求的中国维和民警，才有资格派往维和任务区。

　　然而，对中国维和民警来说，更苛刻的考验在等着他们。面对波黑90％属山区，山高路窄，坡陡弯急，交通状况恶劣的现状，新来任务区的维和民警都要通过UN（联合国）驾考这一关。驾驶考试给每个人三次机会，就是说你第一次失败了，可以在第二天再有一次机会，如果仍然不能通过，一个月以后，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三次都不行，只有打道回国了。与国内不同的是，UN的驾驶考试不仅考的是驾驶技术，更注重对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交通规则的考试，比如上车后调整后视镜、调整座位、系好安全带等细节。中国维和民警接受了出国后的第一次挑战，以娴熟的驾驶技能相继过关，取得了UN任务区的驾驶执照。

　　通过驾驶考试，意味着他们已成功地置身于巴尔干国际警察部队当中。但是，战地工作丝毫没有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紧接着是一周“上岗”前的紧张培训，每天从早上8点至下午6点，来自欧美国家富有经验的警官在多媒体演示中，给维和民警讲授着任务区标准操作程序、通信联络、报告写作、社区警务、内部调查、卫生与安全等十几门课程，着重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明确职责任务后，维和民警分赴不同任务区，开展工作。

　　记者在波黑采访期间，经常看到大街上行驶而过的带UN标志的车，维和民警执行任务和上下班都是自己开车。据了解，每台UN车辆上都安装了电子登录记录系统，其功能类似飞机上的“黑匣子”。维和民警都带有磁卡驾驶证，上车后必须刷卡才能启动车辆，如果打开车门后9秒钟内没有将钥匙插入锁孔内，车辆会发出刺耳的报警声。一经刷卡，电子系统将会自动启动记录驾驶员身份号码、是否系牢了安全带以及在行驶过程中的所有数据，超速时会自动报警提醒驾驶员。这套电子系统，在有效地保障维和民警安全的同时，也为UN处理交通事故提供了依据。

　　威胁来自地雷

　　曾经弥漫波黑全境的内战硝烟虽然已经消散了6年，但是战争留下的弹痕、废墟至今依然随处可见，境内360万人民正艰辛地重建着家园。

　　尽管在进驻波黑之前，中国维和民警早已做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到了波黑之后，工作环境的艰苦还是让他们措手不及。

　　29岁的刘耀南，199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同年考入辽宁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工作。他是中国派驻波黑维和民警中最年轻的警察。1月3日，记者坐着刘耀南开的车，前往他工作过的HUM边境检查站，只见绵延的群山被大雪覆盖，山路崎岖坎坷，路旁就是万丈深渊。这里位于波黑的东南面，距离萨拉热窝110公里，是通往南斯拉夫黑山共和国的重要通道。

　　担任HUM边境行动支持队队长的刘耀南说，他的住处离工作地点有50公里，每天往返要一百多公里，穿越三片雷区，沿途没有宾馆饭店，常常自带干粮和水，在路上一跑就是一天。特别是进入冬天，经常是漫天大雪，驾车巡逻就要格外小心。他曾历经两次险情，几乎到了生死的边缘，但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每次都化险为夷。

　　在波黑工作，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地雷。在波黑内战时期，各方大约埋设了400万颗地雷，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清理，波黑维和警察总部严禁维和警察进入那些未经探测的山区草地，建议最好走别人走过的路，但在实际工作中，维和警察又不时需要进入这些区域。此外，由于多年战乱，在波黑民间流散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对维和警察构成了生命威胁。

　　来自辽宁省抚顺市公安局的郭辉和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东山分局的梁赞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所在的图兹拉地区，离萨拉热窝有150多公里，与南斯拉夫的北部接壤，边境线长30公里，是1992年6月发生8000多穆族人被屠杀的地方，山区布满了地雷。去年10月，他俩初来乍到时，天天都听到排雷声，晚上巡逻中也常常与地雷擦边而过。这里还经常停电，他们说，这时在国内公安部给维和警察配发的应急灯派上了大用场，有了它，漆黑的夜晚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冒着贫铀弹辐射的危险是维和警察面临的最大困难。去年初，首批中国维和警察抵达波黑时，正值国内外媒体大肆报道贫铀弹污染的问题，家人在与他们通电话时，总是流着眼泪让他们注意安全，这不能不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影响。

　　面对险恶的环境，中国维和警察无所畏惧，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原任副队长谈钧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我刚上班那阵子，工作一天都没有喝过一口水，一是紧张，二是没有人告诉我上班应该自己带水。我一直在户外巡逻，也没有人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水和食品。”

　　实力胜似雄辩

　　波黑是传统的欧美警察的维和区，中国警察的竞争对手实力都很强大，他们有语言优势，很多人都已多次参加维和，经验丰富。此外，在波黑，欧美维和人员占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优势，并且有强大的后勤保障。

　　与东帝汶维和警察不一样，波黑维和警察并不从事具体的执法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当地警察执法，协助训练执法人员，帮助波黑战后恢复重建司法体系。这就对每一名维和警察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15名维和警察中，有14人是首次维和，每人每天75美元的生存津贴要管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另外，欧美警察对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警察心存偏见，有人不相信中国警察的英语能力，故意问他们：“你们在国内是用英语来工作和生活的吗？”原任队长黄升诚感慨地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警察行！”

　　中国的维和警察一开始都从基层巡逻干起，尽管工作条件艰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他们渐渐适应了环境，熟悉了任务区的情况，语言也无障碍，才能脱颖而出。

　　35岁的黄升诚，个子不高，精明干练。这位就读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高材生，1987年毕业后被选拔到公安部工作。此后，他从事过基础工作，并在国内外大学分别进修从无线电技术、英语和安全管理到警察管理，成为公安部科技局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在初到波黑维和任务区时，他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学习，努力把自己融入国际警察的大家庭，并很快进入了角色。

　　根据规定，联合国国际警察的所有职位必须通过竞争才能得到，维和警察通过30天的基础巡逻后，可以申请高级职位。

　　3个月后，黄升诚申请联合国行动处调查官的职务，这是任务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也是最难竞争的高级职位之一。他在顺利通过各项考核和面试后，于去年5月17日，正式调到维和警察总部任职，负责打击有组织犯罪、恐怖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查处，督办波黑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案件调查等。在7个月中，他督办了许多重要案件，踏遍了在波黑的所有任务区，完成了总警监布置的一项中国人在波黑情况的特别调查报告，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3岁的谈钧，戴副眼镜，文质彬彬，是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的副处长。去年1月到波黑后，他勤学多练，努力进取，不断竞争，先后担任3个月的基层警察站的值班监督官和机动巡逻监督官，两个月的联合国地区总部内部事务调查官的职位，3个月的边境警察行政助理和执法监督官。去年5月，谈钧曾经工作过的BRCKO地区总部，授予他一面缀满联合国旗帜和各国警察标志的奖牌，上面写着：“以此表彰你对BRCKO地区所做的工作和奉献。”这是地区总部第一次将该奖牌授予中国警察。

　　去年9月，谈钧又第4次竞争成功，被任命为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国际维和警察队副队长职务。谈钧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队长，他手下7名来自欧洲各国、经验丰富的警官，颇有些不服气，但谈钧最终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业绩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好评。谈钧对机场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在他的主持下，萨拉热窝国际机场首次建立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大大改变了原先出入境管理异常混乱的局面，7名欧洲警察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从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刘海志，跨入海南省公安厅科技处工作。人小志气高的他，在短短的波黑维和警察生涯中，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成功竞争上福查分局的人权调查官，开创了中国警察在欧洲任务区跻身人权领域的先例。去年7月2日，他上任后，把全部精力倾注到人权事业中，面对每天不断的投诉，他经常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至天黑，有时半夜也要去处理投诉，为当地人解决了诸如房产、难民重返中的暴力事件等许多实际问题，同时为一些犯人解决了健康检查、探亲问题，地区长官对他的评价是“PERFECT（棒极了）！”

　　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的郭学全在波黑布尔奇科，看到边境管理小组的工作漏洞使非法偷渡者有机可乘，经过细心观察，他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如把计算机引入出入境管理，沿河进行不定期巡逻等，被采纳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女警不让须眉

　　除蓝色贝蕾帽和臂上的徽章由联合国统一发放外，参加维和的警察制服都由各国自行负责，因此，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街头，可以说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军服、警服博物馆”。在这当中，要数维和女警察的英姿最为飒爽。

　　在15名中国驻波黑维和警察中，有两名女警察引人注目。她们分别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技术侦查总队的娜拉和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黎红。

　　39岁的娜拉，在上大学时学的就是英语专业，从国际政治学院（现为公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自治区公安厅工作。谈起她最初参加维和行动的想法时，娜拉讲得很实在：“我认为这是件值得做的事，在警察生涯中有维和这段经历很难得，这是一次向世界各国警察学习的好机会。”

　　她对记者说，去年10月底到波黑任务区后，她被分在萨拉热窝西分局参加基层巡逻和值班。虽然在这里工作强度相对较小，但压力和难度不小。她每天都要写报告，要把上班时的工作情况、辖区的治安情况和警察执法情况详细写成报告，逐级上报，所有报告必须用计算机打印出来。由于她独立工作能力强，很快便被临时借调到西分局局长办公室负责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她还把联合国发的6本培训资料和教材全部学了一遍，并特别注重学习和研究有关打击拐卖妇女的所有资料和法律条文。

　　去年12月20日，娜拉申请参加波黑任务区打击拐卖妇女行动队调查官职位的竞争。第二天，她在接受考试时，沉着冷静，回答了考官提出的各项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波黑任务区特别代表顾问和总部副参谋长当场研究决定，批准娜拉调往总部打击拐卖妇女行动部门工作，并让她先在萨拉热窝地区总部任打击拐卖妇女行动队调查员。

　　置身在异国，娜拉坦言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想远方的亲人和上学的孩子，但她对当初的选择依然无怨无悔。正如她喜爱唱的那首《草原恋》的歌词中写的：“草原啊，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啊，我生命的摇篮；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无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仰望……”

　　第一次见到黎红，是1月2日记者刚到萨拉热窝的第一天晚上。当时，公安部慰问团的刘延风（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张世瑷少将（武警学院政委）正与中国维和警察一起包饺子，黎红和她在德国已工作两年多的丈夫也在其中，一个在擀皮一个在包饺子。快人快语的黎红对记者说，在世界各国警察面前展示中国女警的风采，这是她来波黑维和的初衷。她的丈夫魏立马上在一旁补充说，我全力支持她。

　　36岁的黎红，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后，于1988年从事公安刑侦工作，她的强项是搞毒物分析。当她看到招生维和警察的通知时，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通过了一系列近乎苛刻的考核。跨出国门前，她和上小学四年级的9岁儿子打赌，看谁学习好，进步快。

　　黎红是和娜拉一批来到萨拉热窝的，在参加工作的第十天，她就被调往萨拉热窝地区总部的指挥中心。去年12月20日，她申请参加维和总部人权办公室特殊行动部门调查官职位的竞争。转天，她以其流利的英语和在国内十几年的刑事侦查工作经验，出色地回答了各项问题，顺利通过了面试。接着，黎红又按规定参加了由总部培训部组织的专家评审考试，这也是中国维和警察第一次参加该种考试，既无经验又无教材可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考试中，她分别通过了报告写作、人权专业知识和专家答辩三项考试，成功取得了担任该职位所需的B级证书。12月26日，她走马上任调查官。

　　1月3日早晨，黎红的爱人回德国了，临走时他留了张便条，上面写着：“注意安全，多保重！”

　　为祖国争了光

　　在波黑，有来自47个国家的1800多名维和警察，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警察，许多人曾参加过多次维和行动，年龄大多在35岁以上。

　　首批5名中国维和警察在北京出发前，公安部领导曾反复告诫他们，你们是探路先锋，一定要一炮打响，为以后的派出工作打下基础。在来到波黑维和的一年里，5名中国维和警察时刻牢记自己是中国13亿人民的代表，是中国160万警察的代表，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维和，而且还站在政治、外交领域的前沿，是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们在出国前没有带袖珍国旗，以至于在刚开始执行任务时老被人误认为是日本警察。黄升诚、谈钧等人一商量，立刻给祖国发回信息，要求尽快把袖珍国旗送来。当袖珍国旗送到后，他们端端正正地把五星红旗和联合国徽章一起缝在了自己的警服上。第二天他们再上街时，胸脯挺得高高的，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是来自中国的警察。

　　为祖国人民争光，为中国警察添彩，这是每个中国维和警察的共同心声。

　　40岁的现任队长殷秋林，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他是在波黑的15名中国维和警察中，唯一有着维和经历的人。1983年，他从贵州大学毕业后，到昆明陆军学院从事教员工作，后考上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培训班。1993年11月，他作为我国军事观察员被派往利比里亚维和。作为第二批到波黑维和的中国警察，他谈起两个多月来的感受时说，维和是一项既崇高又神圣的工作，增强了他对祖国、对事业、对家庭的责任感。

　　现任副队长杨国宏，来自黑龙江省消防总队战训处，是波黑任务区唯一的消防部队的代表。毕业于西安武警技术学院的他，年纪轻轻就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8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抗洪标兵”，还被公安部派往法国进行研修。他说，在萨拉热窝总部的餐厅，有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那是我们挂上去的；在我工作的斯托拉茨的办公室，中国国旗挂在最高处；在我的房间里，也可以看到中国国旗。国旗在我们的心中，祖国在我们的心中。他希望通过本报向全国的消防官兵问声新年好，并转告他的首长和战友们，他始终站直了没有趴下。

　　33岁的吕志勇，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在波黑维和两个多月来，他养成天天写日记的习惯，并经常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通过网上向单位领导汇报。现在，他所在的单位还专门在网上开辟了“维和民警之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维和警察。这让吕志勇在感到自豪的同时，更多了一份为中国警察增光的使命感。

　　来自武警学院的郝建设，在波黑维和之前，是英语老师，给中国维和民警培训中心的维和民警授课。从“纸上谈兵”到亲历维和，他认为有一定的差距，如课堂上的报告呆板，太书面化，而实战强调适用、简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长补短，这是他参加维和来的最大收获。

　　维和任务区主要采用英美国家的警察管理体制，来自山西省太原市坞城派出所的赵鸿天和山东省济南市交警支队的冯乃武表示，他们与众多国家警察在此体制下一起工作，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警务管理经验和先进的业务技术，回国后认真总结运用，更好地打击犯罪，服务人民。

　　从走出国门到现在，中国维和警察不管多苦多累，他们总是时常保持联络，下雪天会打电话彼此提醒“开车小心”，遇到困难找维和警察党支部，大家互相鼓励，共渡难关。在中国驻波黑大使馆的帮助下，他们逐渐克服了困难，用自身的实力和努力的工作展示了中国警察的风采。

　　1月4日，联合国波黑特派团团长克莱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联合国在欧洲的任务区能有中国的民事警察参加，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维和民警队通过勤奋工作帮助在波黑建立一支专业化和高效率的警察队伍，他们在波黑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希望中国继续为联合国提供高素质的警察候选人。联合国波黑国际警察总监文森特将军说，中国的维和民警为波黑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衷心地感谢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和做出的奉献。

　　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刘延风认为，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了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展示了我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姿态，这也是公安部外事工作服务于我国整体外交的具体体现。

　　1月5日，首批5名中国警察出色地完成了在波黑任务区的维和任务，带着联合国授予的五枚“服务勋章”凯旋。

　　在波黑的短暂采访，使我们深深感到，中国警察不仅跻身世界维和之林，而且做出了世人瞩目的业绩。

　　中国维和警察，你们是祖国人民的骄傲！ (本报记者孙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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