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消失又出现的行业，一种缺乏定义的行为，一些看不见的人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将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中允许将私人录制的录音和录像作为“呈堂证供”。有人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电视调查节目制作人和“私人侦探”了，他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条恰当的司法解释，不同的仅是，后者连名分都没有。

　　尽管法律的界定依然模糊，目前做私人侦探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业内有‘三国鼎立’的说法:孟广刚的克顿公司长于为企业打假，魏武军的协力公司擅于调查婚外情，我们是后起之秀，长于商务调查。”浙江嘉兴搜狐咨询调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欣告诉记者，“我们成立于2000年12月11日，最初的七名侦探是部队退伍军人和武警，还有一些法律专业人士，比如律师。目前已经发展了三家分公司。”

　　像嘉兴搜狐咨询调查公司这样的私人侦探公司无疑是更为商业化的，陈欣原来从事的行当是制造漏电开关，他投资私人侦探的原因之一是看到其中的市场需求与利润空间。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如工厂企事业打假、企业整合、债权债务纠纷、企业产品市场调整等等，类似于开设在中关村的北京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当然，几乎所有私人侦探所都有个人相关事务调查，即寻找失踪亲人或朋友、调查配偶外遇与财产转移情况、调查投资合伙人的信用度、雇前人员调查等等。1992年，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创始人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端木宏峪，上海人通常称他为“大侦探端木”。这家私人侦探所的成立，据说与他在上海警界树立的权威地位很有关系。他带出的弟子，后来有不少人在上海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他已于2000年逝世，上海市公安局在网上提供了一部关于他约15分钟的记录短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鸭舌帽，穿着臃肿的棉服，像一名最传统的侦探。在片中勘察一起发生在上海农业机械厂保险箱盗窃案现场时，他用让众多崇拜者津津乐道的“福尔摩斯式”推理，分析为什么厂里那个善使右手的看门人，不可能是窃贼的理由。他破过的著名案件比如“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大亨李祖燮被杀案”、“三官桥杀人移尸案”等。

　　端木侦探所的大胆成立，鼓舞了最早一批希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魏武军和孟广刚就是其中两位，由于当时官方对私人侦探业的态度相对模糊，他们给侦探所起名时，也小心翼翼地模仿了端木的方式，分别为“成都协力民事调查所”和“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

　　“长江以北的案子，我常常把东北大侦探孟广刚推荐给委托人。”成都魏武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干我们这一行的，很有江湖上行走的感觉。”

　　1993年，公安部在答复工商总局电话记录中，要求取缔一切以调查为名的私人侦探所，端木侦探所开业不足一年就匆匆闭门。媒体因此报道说，国内私人侦探业的鼻祖“终于夭折了”，而魏武军和孟广刚的所却幸存下来。

　　记者到发稿为止，还没有找到东北大侦探孟广刚，沈阳114台回答说他今年起不再注册了，而当地媒体因为私人侦探不合法，从未报道过他。从网上发表的他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穿着风衣，戴着礼帽与墨镜，打扮酷似英式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他原来担任过沈阳好几个区的派出所所长，因为倾慕美国私人侦探所创始人平·克顿之名，给自己的事务所也起名为克顿。他打假的方式主要是假扮成商贩，深入那些地下黑工厂。

　　记者采访到的成都私人侦探魏武军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新式侦探的一个范本。现年48岁的他行伍出身，15岁到山东威海当兵，曾是三军标兵。1975年21岁开始做侦察兵，接受过长期特种兵训练。

　　“但是部队老不打仗，我当到侦查参谋后30岁就转业了。”他告诉记者，“最初想当演员，到一个地方业余话剧团，到北京电影学院拜现在电影系主任齐士龙为师，还跟着他的摄制组拍过《神秘的绿宝石》等片子。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表演，在日后跟踪对象时不易被察觉。之后，进《投资与贸易》杂志当记者，1992年在报上看到上海开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所的消息，立马明白属于我自己的机会来了，我带着报纸回成都到市工商局要求注册。”

　　1993年3月27日，他投资5万元的私人侦探所顺利地办成，而且就夹在成都市法院与市公安局之间开张，因为那里是成都的司法区，很多告状上诉的人都住在他办公所在的宾馆客房里。最初有两起业务就是法院委托的，帮法院找被执行人。开张时，当地的电视台对他做了专访，很快普通客户就来了。

　　“由于办私人侦探所国内基本无先例，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当一个侦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向委托人收费，很多客户都是谈好几次才接受。第一起案子我仅收了对方500元，是一位迷恋于电脑的丈夫调查妻子外遇，我用在部队学到的侦察术，先看地形，研究目标的交通路线和反侦察能力，跟着她下班。她当时约会的主要借口是上一个医学院培训班，因为我身高1.8米，块头大，在狭长通道里容易被发现，我就雇了宾馆的一个服务员在前边走，经过她视线中转。跟了她10天左右，拍了她进入情人宿舍楼的照片，就算是完成委托任务了。”当时他的设备为一辆价值1.9万元的原装本田145摩托车，一架120元的国产福日傻瓜相机。他遵守自己最初的职业规则，即不使用任何非民用设备，不摄录跟踪对象在非公共场所的活动。“我想长期干这一行，惟一的自保手段就是不越法律的雷池一步。”他说，“因此，有些当事人一定要拍床上镜头，我坚决不同意。我很清楚我身后没有任何保护伞，法律、体制或者正义，都还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最初三年，他平均每年办了40到50个案件，亏损了至少3万元，他用拍点广告片维持侦探所的收入。“我认为真正想当一名侦探的人，肯定不单单为了暴发。这个职业本身很容易成为人们的梦想，开张时候我招过人，最多时候有好几百人报名。我把他们拉到军区大操场上去考核，经过两三年的反复淘汰，我发现多数人都无法用，最终留到今天的只有两个。”被淘汰的人被魏武军总结为头脑太简单，缺乏逻辑分析力，而且不听话，眼高手低追求低投入高回报。魏认为:“这个工作要求人纹丝不动地在某个点守候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比如在一个狭长的小巷里，被跟踪人开关门只需两秒钟，我们必须在两秒之内拍下照片。有些当惯特权警察的侦探缺乏耐心，就做比如入室强行拍摄等出格的事，事后再编一个过程给我听，我认为他们缺乏职业道德。这个工作太枯燥了，近乎自虐，如果缺乏敬业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同情心，很难坚持下去。”

　　发生在1995年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泛人道观，那是一个自己开公司的老知识分子委托的，他的独子吸毒，偷走了父亲藏在保险箱里的28万元现金。家人推断他很可能拿这笔钱开始贩毒，他们找警察，警察在成都城转了一圈，收费7000元，花光了老人的生活费。结果那位老父亲跪在魏武军面前，请求他帮着找回儿子。魏武军开摩托跟踪他儿子及其朋友开的桑塔那，前往成都乡下时，出了严重车祸，他躺在乡村诊所大量出血三小时后才被送进医院，连麻醉的时间都没有，咬了几块纱布就开始做开胸手术。随行秘书给委托人电话告知这件车祸时，对方态度冷淡。至今心有余悸的魏武军说:“这件委托案我最终赔了两万六，从此之后，我不再接完全出于同情心的案子。我认识到同情心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面对那些看起来令人同情，却无情无义的当事人。”

　　魏武军承认:“支持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他们的极度隐私告诉了你，他们一生中都不可能跟第二个人说同样的话，包括他们的家人甚至心理医生。能得到如此信赖，是可以引为荣耀的。”

　　目前他的装备始终没有超出业余水平，除了摩托变成了两辆桑塔那，外加一架有红外夜间摄像功能的索尼E-17摄像机，录音用的是普通的爱华牌随身听。“我跟台湾同行交流时，知道他们都使用的相当专业的密录产品，比如窃听电话使用无线卫星电话，跟踪车辆时，将发射器装在车后，通过电子地图无线跟踪等等。所以他们来大陆调查，往往觉得无从下手，因为施展不开科技优势。除了国内没有电子地图出版外，我也知道如何买到其他那些产品，但是使用特制设备比如窃听器、密录机的后果，我们仍旧无法承担。我做的800件案子，成功率在99%，多数靠的是智力与勤奋。”

　　盛名之下，他的行踪成为被家庭问题困扰的人们争相传布的消息。自然，他的收费标准也开始上浮调整，依城市有所不同。1996年，他的价格调整到香港地区侦探的1/50，不及台湾地区侦探的1/10。比如在成都每起委托案10000元起价，上海广州等地就要30000元以上(等于上海大律师一天的收入)，他还以高价格回避到“容易窃取太多机密的”北京办案。比如最近有个美国人要他到北京找他的宠物狗，他开价10万美元定金，等于回绝了。“我未来的战略重点在长江三角洲。”他至今仍旧像个军人一样谈论他的生意经，“因为那里经济发达，人们能付得起较高的委托费。”

　　附文:以证据的名义

　　并不是所有的私人侦探都能像魏武军那样把握分寸，比如在调查接受离婚案中，为了使委托人成功离婚，某些私人侦探可能会采取雇佣职员给委托人配偶下诱饵的下流伎俩，从而使一桩离婚案以对方理亏而结束。

　　迄今为止，国内的“私人侦探”都不是一个合法称号，在任何搜索引擎上查“中国私人侦探”，都可以找出一堆关于他们该不该存在，存在了又合不合法的讨论文章。“我们的处境类似于‘盗版’或者‘黑车’，能做不能说。”一位业内人士这么认为。主流媒体在谈到“私人侦探”时，也多称之为吃“隐私”饭，或者“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人们在质疑私人侦探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没有“侦察权”，却又时刻在触犯他人的“隐私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法院法官告诉记者:“在民事案件中，对私人侦探取得的证据我们多采取默认的形式，因为他们最终是通过律师或者原告把证据交给法庭。所以对那些密取密拍密录的证据，我们常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在承认其有限与不合法的前提下使用。因为有些案子里，它们常常是惟一的证据，我们实在别无良策。”

　　一般人寻找侦探的方式是在小报广告的犄角旮旯里，比如一则联络人在武汉的网上私人侦探广告，以“FBI知道的，你也能知道”为导言:“你想知道你的老板、投资合伙人、雇员、朋友、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邻居、你的情人的底细吗？”一般人恐怕很难抵挡这样的诱惑，它的两年服务费为290元。实际上雇佣一个私人侦探要比这贵得多，至少在3000元以上。通常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而定，越是不确定的情况，收取的酬劳越多。现在的国内私人侦探通常以“民事调查”、“商务调查”“信息咨询”为机构名称，这样通过工商局注册经营的调查机构至少有上百家。

　　而对私人侦探的态度，国内专家学者差不多可以分为两派:多数不支持，仅有少数站在谨慎赞成的位置上。他们承认私人侦探也更多的是落在他们的工作结果上，对其以跟踪偷拍为主的工作方式，则保留意见。

　　参与即将出台的《民事证据法》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5年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未经对方许可，不得私自录制录音录像资料的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隐私权。出台后，很多学者认为太简单化了，在民事纠纷内，得到对方许可的很难。而这类案件，证据上往往难免一对一，即只有当事人双方了解情况。比如行贿受贿、债权债务，再比如新近十分轰动的黑哨。在隐私权上，即便侵犯，相对于案件的严重，也很轻微。”

　　证据价值大小，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就一律能够排除，如果一种证据实际上是有效的，法官很难做判断，“这就是司法实践与司法条文脱钩的情况，这使查明案件的真相变得困难。对非法证据能否用，不同国家看法不同。比如西班牙是一律排除的，多数国家区别对待。达成共识的是刑讯逼供所得证据不能用，偷拍、私自录音、录像，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可用可不用”。

　　他还说，美国与日本有《秘密窃听法》，在日本，连刑事案件都允许警察有权窃听；民事诉讼上，隐形采访通常被认为是某种权力平衡的有效方式。对违法事件，公众知情权与新闻监督权应该超过个体隐私权。

　　资讯:全球化进程中的私人侦探

　　法律专家何家弘在国内最早介绍私人侦探，早在1991年，他就写出了《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一书，向国内公众介绍侦探业。“1851年，美国芝加哥市库克县警察平·克顿成立了平·克顿侦探所，其标志是一只睁得很大的眼睛，表示‘we never sleep’。这家侦探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开设了无数分支机构，在警力不足时，他们有持枪侦察及逮捕权。国家警察机构成熟后，他们分成两支，一是从事保安业，二是向民事调查寻求发展空间。目前美国私人侦探已经发展成跨国公司，大量业务是人员保安，比如武装押运，为私人客户用装甲车送款到银行等等。”

　　在整个东亚地区，雇一个“私人侦探”成为收集配偶不忠证据的最后王牌，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绝情的方式。在那些迅速滑向深渊的婚姻关系中，他们提供的证据，起到了更有效地解决其后财产分割的作用。成立于1973年的新加坡国际专业私家侦探机构，创始人是当地的一位警长洪彼德，效力于该侦探所的侦探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加坡私人侦探业竞争激烈，在这弹丸之地，有五六十家，有很多退休的警察警长获执照后干这一行。所料理案件通常是律师楼介绍的，以调查婚外情、孩子行踪和仿冒商品居多。每起案子依照客户提供的资料而定，以3000到5000新币不等。我个人当了4年警察后转行做私人侦探已经有7年，目前的收入约为4000多新币，比起新加坡2000来新币的人均收入，算是比较丰厚的了。”

　　王先生所在的侦探所常常接手到海外调查的案子，他本人就曾多次到中国台湾、香港、珠海、广州、深圳乃至北京调查，通常以旅游者的身份签证入境。据魏武军提供的信息，香港地区侦探收费通常为每小时1000港币，台湾地区侦探在本省收费低一些，通常为20来万新台币，到大陆办案，光定金就是10万美元。美国安全局特许的私人侦探协会中的私人侦探，通常工作前三天收费47000美元，以后每天13000美元。

　　台湾地区有560多家私人侦探所，著名的比如全扬、全虹和一一九龙。仅英国一地，现在就有3000个私人侦探所，有10000名私人侦探在从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私人侦探也在谋求新的形态，比如他们越来越多地介入调查跨国政府丑闻与官员腐败，最为著名的事件是美国私人侦探在2001年底，参与缉拿了涉嫌贩毒的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Quintana Roo)前州长马里奥·威兰纽瓦(Mario Villanueva)。

　　资讯2:美国私人侦探龙虎榜

　　1:“神秘之狼”的甘得森:甘得森曾经是联邦调查局的优秀探员，任职期间缉拿逃犯、解救人质最拿手。离职后就干起了私人侦探的行当，并以承办恐怖复杂的杀人案为专长。他认为，承办这类案件，惟有独来独往，行踪神秘，才能确保自身安全。由于他坚信侦探是不可能过正常生活的，因此，年过六旬，还是光棍一条。

　　2:专查明星隐私的史贝利克:米洛·史贝利克是个脂粉味浓于火药味的侦探，伊丽莎白·泰勒的恋情的披露，马龙·白兰度的私人生活的公之于众，都是他的杰作。不过，令他最引为自豪的是关于玛丽莲·梦露的调查。史贝利克自16年前即开始调查梦露的死因，还写过三本关于梦露死因的书。他同时在尼克斯侦探学校任教，还曾当过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因此，称得上是美国身份复杂的侦探。

　　3:文武双全的斯帕卡尔:他在担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警卫期间，就擅长柔道、空手道和使用手枪、催泪弹等，退伍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路易斯安那大学研修警察学和犯罪学，成为地道的文武双全的侦探高手。斯帕卡尔承担的侦探任务，多半是危险性极大的人质绑架事件。1976年4月的“伊朗人质解救行动”，就有他的功劳。

　　4:专搞情报窃听的利福特:哈尔·利福特是美国最著名、成就最大的侦探。他的侦探价码一天高达1500美元，过着富商巨贾式的豪华生活。他的私人侦探所于1947年在旧金山成立。53年来，旧金山的许多出租司机、报摊小贩、街道女郎都成了他的忠实线民。只要提起利福特的名字，贩夫走卒都不免对他心存敬畏。他平均每年要受理300起案件，处理这些案件的看家本领，就靠窃听情报。

　　5:“侦探家庭”之父莫宁:约瑟夫·莫宁是纽约著名侦探所的负责人，他的5个孩子都是私人侦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侦探家庭”。自从他们的故事被纽约电视台搬上银幕后，莫宁就成了演艺界的最佳侦探顾问，他的“侦探家庭”由此而出名。上至美国总统、参众议员，下至拳王泰森、演员茱蒂卡兰，以及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士，为解决困扰，都曾求助过这个“侦探家庭”。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上映后，莫宁的业务量剧增，那是因为，一些富豪财主都是与股票交易息息相关的大户。(记者巫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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