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关于“扎针”事件的传闻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虚假信息。当地的一位专家说：“这些信息夸大了事件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给人们造成错觉，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心理。”这位专家说，传闻如此盛行的一个关键是：缺乏一个权威的、主流的声音。

　　电视台的消息和解释性报道，被认为来得迟了一点。这位专家说：“我理解，他们是想保持稳定，以免影响到更多的人，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沉默并没有阻止消息的传播，而且由于不透明，还给了各种传闻更多的空间，也使得人们作出了最坏的猜想。比如犯罪嫌疑犯安某某是1月7日被抓住的，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把案情的进展及时地通报给社会，同时尽早地通过权威的途径解释艾滋病的传播情况，效果是不是就会更好些呢？”

　　一位专家说：“实际上天津市为安抚人心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公安部门就曾多次向居民发放传单，说明案情，解释针状物扎人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但传单这种形式权威性较差，如果把它和新闻媒体、政府通报结合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位专家说，“9·11”之后，布什的支持率达到罕见的80%，灾难并没有使他失去民心，这得力于他采取的一系列有力的行动，以及通过公开沟通的渠道把誓死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心传递给了老百姓。突发事件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它对于管理者来说并不是难于启齿的事，关键是看如何应对。结合我们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作为管理者，在公共安全出现危机时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套体系？这恐怕是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

　　目前此案还在最后的侦破之中。正如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常务副主任朱效科所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事件了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那就是让天津人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度，也由此反映出了人们对艾滋病认识的误区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仅仅是人道主义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人对中国艾滋病的情况所知甚少，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很多人一提到艾滋病就认为是生活作风的问题，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稿，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艾滋病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应该灭掉”。

　　记者接触到的众多的市民中，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过如果艾滋病人作出这种行为的，他们的动因是什么？他们是否遇到了社会不公？

　　一位专家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却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美的关不和平等的对待。照此下去，是危险的。

　　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说，她在2000年曾听说河南有一个艾滋病患者用针扎人，她找了去，对他说：“我没有权力要你放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应该去扎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是没有错的。”那人对他说，他从来没有扎过老百姓，他只扎那些大腹便便、坐着小汽车到歌舞厅等黄色场所享乐的人。

　　高耀洁说，那人现在已经去世。当初他是因为车祸到医院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后来妻子离他而去，没有人过问他，周围的人对他冷漠甚至敌视，这让无辜感染绝症的他更觉得社会对自己极为不公，由此产生了报复的心理。

　　高耀洁说：“我去他家里时，也正躺在床上，他让我坐离床几米远的一个凳子，但是我径直坐立了他的床边。当时他就哭了，说这久来我是第一个敢离他这么近的人。”

　　高耀清说，艾滋病人最需要的不是其他的，是关怀，是温暖。如果社会给他们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可能就越大。

　　一位政府官员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态度不仅仅是一个人道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稳定问题、政治问题。(邓科 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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