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延吉街道的首席调解员杨伯寿真忙：元旦以来，短短20多天，已调处大大小小民间纠纷11起。即使“剑拔弩张”的纠纷，经杨伯寿“妙手”调理，也很快烟消云散。

　　像老杨伯伯这样的人民调解员，全上海现有10万余人。人民调解员活跃在社区，奔走于基层，哪里有家庭矛盾、邻里纷争……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去年“依法、以德、用情”调处化解各类纠纷6.6万余件，成功率达97.2％，为维护上海社会稳定，构筑起一道道“防火墙”。

　　首席调解员“闪亮登场”

　　创新，为上海新世纪人民调解工作注入了新活力。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01年3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6月，出台《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把调解工作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同时，84位“首席人民调解员”又在上海“闪亮登场”。

　　去年8月的一天，浦东梅园街道发生惨剧：一名11岁少年从高楼扔下混凝土块，当场将楼下一位观棋老翁砸死。事发后，遇害人家属情绪激烈，街道、居委干部们满心焦虑。曾任黄浦法院领导的“首席人民调解员”符金生临“难”出马，在街道司法科的配合下，凭借丰富的法律知识、娴熟的调解技巧，引导双方当事人走出僵局，在短短10天内达成调解协议。

　　“首席人民调解员”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热心社区工作，大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其中近八成是在职人员，不少还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懂法律、有威信、协调力强，善于调解社区内复杂、疑难的民间纠纷。奉贤区光明镇一起拖了9年的纠纷，经首席调解员努力，一朝化解，在当地成为美谈。据统计，去年以来，专攻“硬骨头”的首席调解员们调处各类纠纷714件，成功率达97.5％，比全市一般纠纷调解的平均成功率高0.3％。

　　“调解越来越管用！”

　　人民调解工作近年又遇新问题：纠纷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无强制执行力，常因当事人反悔而成“一纸空文”。纠纷“闹”到法院后，“调解协议书”又不被视为证据，艰辛调解变成了无效劳动。这不仅影响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挫伤调解员的积极性，更使许多民间纠纷久调不“息”。

　　各区县纷纷探索“破解”难题。杨浦区去年率先试行的“调解协议书审核制”，成效明显：民间纠纷一经调解成功，由街道（镇）调解中心确认，并出具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先对有关调解协议进行审核。如“协议”合法，且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支持该协议条款，或者重新主持调解。为配合实施，区司法局统一制作了一系列调解格式文书，规范调解工作内容和程序。

　　控江地区民事纠纷调解中心在调处王氏兄弟欠款纠纷时，严格按照“审核制”的要求办理。事后因王兄不肯履行调解协议，被其弟告到法院。区法院开庭审理并审核调解协议书后，很快判决王兄按照协议书约定还钱。迄今，杨浦区按“审核制”要求，已制作调解协议书900多件；其中3件当事人反悔的，也由法院判决支持原调解协议而告终。

　　目前，长宁、普陀等区分别探索的“调解协议书指导制”、“调解协议书公证制”等，也取得较好效果。不少居民感叹：过去有的“调解协议书”操作较随意，也缺乏权威性。如今，不仅规范，又有法院支持，有纠纷找人民调解员“越来越管用！”(本报记者朱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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