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石家庄1月27日电(记者王金涛) 今年1月8日，河北阜城县农民曹连升因种植双孢菇赔了本钱，到县委大院将一把木板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差一点送了性命。县领导怎么也想不到，政府苦心栽培的种菇大户，竟会以这种方式回报政府。这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县乡级政府如何定准自己的位置，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

　　政府大力倡导扶持，曹连升却是“种下双孢菇，全家受大苦”

　　阜城县是一个较贫困的农业县，因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农民增收一直是个难题。1999年，县委、县政府以空前的声势推动全县农民种植双孢菇。曹连升是阜城镇芦皇殿村农民，公认的老实庄稼人，他认准种双孢菇是个发财的路子，便和三个兄弟一口气建起了32个大棚，成为阜城县种植双孢菇面积最大的农户。

　　县政府为推动双孢菇产业发展，将曹氏兄弟树为全县农民的样板。县委书记王锁马介绍，最初，他曾帮助曹连升从农村信用社贷款9.3万元，县政府无偿援助他4000元，还为他和其他村民打了一口浅水井；后因浅水井水量不足，曹连升单独打了一眼深水井，县政府又白给他9000元打井费。阜城镇政府为他无偿提供大棚用地和7000元左右的棚用砖。2000年初，县委、县政府为曹氏兄弟颁发了“双孢菇种植先进单位”的锦旗，并分别给兄弟四人颁发了奖状，奖给曹连升一辆自行车，授予其五弟曹连源“阜城县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种双孢菇比种粮食费力气，菌种从菌种场被移植到农户的大棚后，要经过倒料、掺水、掺泥、掺粪、发酵等多个环节才能出菇。曹氏兄弟在大棚边盖了一座砖房，没日没夜地守护在这里。种植双孢菇一般应从8月开始，但曹氏兄弟1999年10月初才建好大棚匆忙上阵，加上种植技术不成熟，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风又破坏了一些大棚，头一年他们的双孢菇每平方米产量只有3公斤，远远低于10公斤的正常产量。第二年曹氏兄弟又满怀希望继续种植，虽然产量上去了，双孢菇价格却急剧回落，由上年的每公斤4元多降至1元多，他们赔得更惨了。

　　记者见到曹连升时，他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他说：“政府号召种双孢菇，谁知种下双孢菇，全家受大苦。俺兄弟们赔了七八万元，就盼着政府再给点钱，让俺们活下去。”据了解，曹氏兄弟自第二年赔钱后，就再没有种双孢菇。三个兄弟齐声抱怨，说曹连升当初提议种双孢菇是头脑发热。曹连升认为他是受政府的鼓动才种双孢菇的，于是隔三岔五地找县领导要钱。

　　县政府发展双孢菇操之过急，受挫时又匆忙调整，招致民怨

　　记者调查发现，阜城县种植双孢菇的农民大都没有得到好处，这项产业因而中途夭折。据统计，1999年阜城县双孢菇种植面积为60万平方米，2000年降至17万平方米，2001年近乎于零。

　　事实上，双孢菇产业确有发展前景，在山东莘县等地已成为主导产业。双孢菇种植期间不需施化肥和打农药，是无公害蔬菜，欧洲市场需求量巨大，国内也有广阔市场。为什么双孢菇产业在阜城县就发展不起来？

　　1997年，时任阜城县科技协会主席的梁树勤经过考察和比较，在十几个项目中筛选出食用菌产业，建议政府将食用菌中的双孢菇定为向全县推广的品种。1998年，他发起成立了股份制性质的阜城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在5个乡镇发展了19个双孢菇大棚，当年全县双孢菇种植面积约2000多平方米。

　　1999年，衡水市政府向阜城县下达了种植150万平方米双孢菇的任务。在此情况下，阜城县委、县政府将这些任务层层分解，虽说当年双孢菇种植面积是60万平方米，但这一数字比上年的2000多平方米增长了近300倍！同时，阜城县确定梁树勤等人开办的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为龙头企业，种菇户的菌种均由“龙头”提供，种植户与“龙头”签订合同，合同规定种植户必须将双孢菇出售给“龙头”，每公斤双孢菇的保护价为2.4元。

　　各乡镇政府对落实种植双孢菇的任务极为重视。阜城镇政府免费为种植户推平了120亩砖窑废墟地，无偿提供棚用砖，并对种植100平方米以上双孢菇的农户免收156元的三提五统费。

　　时任芦皇殿村支书曹连起和村委会主任芦连清反映，最初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必须种双孢菇，而且一个村干部要带动两个农户一起种，逼着他们挨家串户做工作，最后除曹氏兄弟外，全村又发展了32个大棚。许多村民头一年没有赚到钱，第二年就不想种了，但一些镇干部蹲在村里，声称如果不种双孢菇，就得交土地荒芜费，这样一来，农民又种了一年，结果又大都因菇价暴跌赔了钱。现在他们俩因为当初劝农民种双孢菇，都成村里的罪人了。一些农民说：“干部们总说种双孢菇好，赚了是自己的，赔了钱赔不到户里，可是俺们赔了钱却没人管。”

　　因双孢菇大面积种植两年后没有产生效益，农民种菇积极性受挫，阜城县政府于2001年“调整巩固”双孢菇产业，只扶持有种菇积极性的农民。当年几乎所有的种菇户放弃了双孢菇，许多人拆棚改作耕地或撂荒。

　　颇具戏剧性的是，恰恰是阜城县农民不再种双孢菇以后，双孢菇价格扶摇直上，从每公斤1.2元飙升至近5元。梁树勤认为，县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这个产业，如果政府能够冷静分析市场形势，带领农民抵抗市场风浪，继续种植双孢菇或其他食用菌类蔬菜，阜城双孢菇产业定会“雨过天晴”。

　　县政府该反思，找准自己的定位了吗

　　阜城县政府认定让农民增收的双孢菇产业，却变成了“致穷产业”，给农民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痕，教训发人深思。对此，县领导认为自己没有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双孢菇产业，只是做了组织、发动和宣传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只是让乡村干部带头种植，一个干部带两户。然而，层层下达种植任务、一个干部带两户的作法，能说不是行政指令吗？

　　芦皇殿村农民芦世春说：“种双孢菇后的第二年，俺们赔了钱，本来不想再种，可是镇干部说不种就收土地荒芜费，俺们又不得不种。农户建一个双孢菇大棚，县政府就让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2500元，俺和两个儿子一共搞了4个大棚，共贷了1万元，当时只听政府说双孢菇是用来向国外出口的，能赚钱，连贷款利息都不知道是多少。现在赔了钱，还不起贷款，信用社把俺告到了法院，不怪政府怪谁呀？”

　　农民芦连清说：“1999年俺们种完麦子后，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来村里采访，县领导陪着。当时蘑菇还没有长出来，可是领导为了宣传政绩，逼着村民说‘一个棚每年纯收入2700元’的瞎话。电视台播出这个新闻后，老百姓看了直骂街。”

　　对于曹连升的悲剧，阜城县领导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县长吴平说：“当初我曾劝过曹连升，不要种那么多，但他想发财，非要种32个棚，还雇民工干活，能不比别人赔得多吗？”但曹连源却说：“政府嫌俺们种得多，为什么还奖励我们？为什么还给俺们投资和担保贷款？县里号召种双孢菇，俺们哥几个之所以种那么多，就是因为县委书记说过‘包销售、包技术、包产量、包赚钱’。结果市场不好时，收购价比保护价低了一半，产量却只有原定产量的1／3。政府说话不算数，让农民种双孢菇，就是为了政绩！”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业问题专家李洪民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地政府应该力避用下指标、定任务等计划经济的老办法、靠行政命令推动农业产业化，而阜城县政府恰恰用了这种老办法，这是政府好心不得好报的根源。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阜城县政府没有下力气研究市场，掌握信息不全面、慢半拍，对信息判断不准确，才出现了决策失误。阜城县领导承认，当初并没有想到双孢菇产业会蕴藏风险，只是一味告诉农民种双孢菇如何赚钱，谁都没有想到会赔钱。

　　记者发现，双孢菇产业的风险不仅存在于市场之中，也存在于政府所操作的“公司＋农户”模式中。阜城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只是一家新生的小企业，县里将其定为“龙头”显然失策，因为它没有抵抗市场风浪的能力。1999年，它和一家外贸公司签订2000吨双孢菇购销合同后，又和阜城县种菇户签订了收购合同。但当双孢菇旺销时，这家企业的收购价低于市场价，农民大都把双孢菇卖给了市场。当菇价猛跌时，这家“龙头”也开始违约，不按每公斤2.4元的保护价收购，有时甚至降到了每公斤1.2元，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许多农民坚决不偿还所欠“龙头”企业的菌种费和专用肥费。结果“龙头”最后只向那家外贸公司送去了100吨双孢菇。这两年“龙头”企业损失了28万元，其中农民欠款达18万元。

　　李洪民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市场经济普遍不发达，调整农业结构当然离不开行政推动，但像阜城县政府那样不顾市场规律、大包大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政府应该在全面掌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适度参与和介入，主要目的是引导和服务，重点加强信息服务，为农民提供致富丰富、准确的致富信息。政府领导干部也应该树立风险意识，在推广一种新产业时，必须把市场风险告诉农民，这样才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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