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市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来说，刘淇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给他们重新就业带来了希望。报告中谈到，今年将开发10万个社区就业岗位，同时还将推行弹性就业形式，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2％以内。翟鸿祥副市长进一步描绘了社区就业的前景：北京社区就业岗位开发目标，不只是今年的10万个，去年，北京市已经开发了社区就业岗位11.96万人，安排下岗职工10.56万人，明年还将继续开发10万个岗位，3年总共要通过社区就业安排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30万人。

　　3年开发30万个社区岗位

　　今年主要开发便民早点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保绿等岗位

　　记者粗粗计算了一下，目前，北京共有3000多个社区，3年30万个岗位，平均到每个社区，就是100人。但在目前许多新建小区已经有完整的物业管理体系，社区就业岗位也面临着大量外来人员的竞争情况下，北京的社区还有这样大的就业空间吗？

　　“从我们这两年的经验来看，利用社区就业安排30万人，完全可能。”北京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李维副主任肯定地说。

　　“从表面上看，社区就业的竞争也很激烈，但从社区的实际需要来说，就业的潜力是巨大的。”李维告诉记者，去年的10万个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社区保安、保洁、车辆看管以及家政服务、物业管理等。而今年，准备继续开发便民早点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保绿等等。“其实，社区就业岗位远不止这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对各种便民服务有着多元化的需求，这为社区就业创造了大量的机会。”

　　一位人大代表在本次会上多次呼吁，本市正在进入一个老龄社会，许多老年人面临着很多生活上的困难，由于子女多为双职工，难以兼顾老人，而住养老院又面临比较偏远、价格较高等问题，急需在社区内建立家庭型的托老机构。西城区代表王士良也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汽南小区，社区开办几年的便民食堂深受居民欢迎。

　　记者手里有一份西城区政协等单位去年所做的社区居民基本需求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6.83％的居民需要小饭桌，14.31％的居民需要上门维修各种设备，9.14％的居民需要保姆或者钟点工，5.17％的居民需要代送煤气……

　　通过劳务中介“弹性就业”

　　年龄40岁以上、无特长、家庭收入低、再就业能力弱的人，由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就业托底”

　　“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多，但要安排这样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一起使劲儿。”李维说。

　　据李维介绍，本市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有3个渠道。对于那些年龄在40岁以上、又无特长、家庭收入低、本人再就业能力弱的人，由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就业托底”，市财政拿1／3、区县财政拿1／3、服务项目收费收入1／3，解决每人每年1.4万元的费用，安排这些人员从事简单的社区保洁、保安、车辆看管。去年，全市118个街道建立了这样的组织，解决了2920人的就业。

　　对于年纪不算太大，但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能力较弱的人，主要通过劳务派遣企业开发社区就业项目，或者是在社区帮助下自办便民摊点解决就业。这些人主要从事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专业维修、月嫂或是开办便利店。去年，全市301家劳务派遣企业解决了3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另有1.4万人自办了便民服务网点。更多的人主要通过劳务中介机构“弹性就业”，主要从事小时工、换煤气、送水等，去年有6万人通过这一途径实现了就业。

　　李维说，宣武区政府拿出一大笔资金，将一些原有的老居民小区封闭起来，将小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全套的物业管理，都交给了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一下子解决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同时，小区居民只交很少的物业管理费，就享受到了和新建小区一样的物业管理。

　　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介乎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服务组织，需要政策上的支持

　　在本次人代会召开的社区建设座谈会上，当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区研究的北京社科院副院长马仲良代表提出北京急需大力发展“第三部门”时，参加座谈会的翟鸿祥副市长频频点头。

　　马仲良代表说，所谓“第三部门”，就是社会服务组织。在国外，政府被称为第一部门，企业被称为第二部门，这种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被称做第三部门。这些组织主要从事社区服务和社会服务，收费上只收取成本费用，不以营利为目的，是一个介乎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这些社区和社会服务，如果由政府来干的话，政府就要成立许多机构，过于庞大；由企业来完成，利润太低，又缺乏吸引力。

　　马仲良代表建议，北京市的决策者要树立“第三部门”观念，充分重视这一部门的发展，在政策上，要给予社会服务组织大力支持，保证其低成本运转，如果亏损，政府还应当适当补贴。在管理上，服务收费标准由政府核定，只收成本费用，在服务质量上，由市民监督。市政府应该尽快研究这一问题，并且制定相关文件、政策，推动这一部门的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北京已经出现的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已有“第三部门”的雏形，但却没有享受非企业性质的认定、免税等优惠政策，在发展上存在着资金短缺、收费还不够有竞争力等问题。“这些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太需要政策上的支持了！”李维呼吁。(本报记者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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