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曾宪招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一贫苦农民家中，她与无数穷人孩子一样，在繁重的家务中逐渐长大。15岁的曾宪招同一群小姐妹参加了乡里的洗衣队，专门为红军伤病员洗衣服，慰问前线红军。“那几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曾宪招老人回忆说。那时，兴国县是赣南苏区的中心区域，样样工作干在前列，被毛泽东同志誉为“苏区模范县”。1933年冬，19岁的曾宪招调任乡妇女委员部主任，白天她与乡政府工作人员一起慰问红军家属，扩红支前、帮助军烈属生产，晚上则上夜校学文化、唱革命歌曲。

　　1935年1月，曾宪招被清山的“铲共团”抓住，一阵酷刑后，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于是开价50块银元把她卖到了广东省连平县下坪一个深山沟中的一户谢姓人家。“买我的人叫谢新元，解放后叫谢胜利（1950年因病去世），也是一个穷苦人。一开始，我整天不吃不喝，后来在家婆的安抚下，我才无奈地住下来。”曾宪招回忆说。

　　在江西省的定南、龙南、全南与广东省连平、和平交界处有一条延绵的山脉，主峰山高路险林密，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后赣粤边游击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九连山。曾宪招的家就在九连山脚下深山沟中的王百坑。1935年春天，谢家多年空闲的老屋住进了13位身穿农民服装、会唱国际歌的陌生人。当地百姓有人说他们是土匪，也有人说他们是失散红军。与党组织脱离半年多的曾宪招怀着激动的心情，连续三天暗中观察这群不明身份的人。她发现这些人没钱买粮，便上山摘野果、下菜地捡菜叶充饥，向当地农民借粮时还打借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土匪。”曾宪招回忆说：“这群人丝毫不侵犯群众利益，很像苏区红军的作风。”但迫于当时残酷的斗争形势，曾宪招还是不敢轻易相认。为了慎重起见，一天中午，曾宪招特意去老屋旁边的小河边洗衣服，并轻声哼唱“五月当兵开木棉，真心革命不要钱，军衣伙食公家发，家中分了一份田。”一会儿，老屋门口的一位男子也唱起了“三月当兵石榴红，天下穷人心要同，得全中国有生活，大家人人有钱用。”这首当年苏区的革命山歌，此时，一下打消了曾宪招的顾虑。曾宪招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同志们相认，并表明自己是兴国县的“逃亡”苏区干部……

　　原来，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各地方游击队统一由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委员领导，掩护主力突围后，于1935年2月中旬分九路突围时，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决定，所有部队停止与国民党军打正规战，根据“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苏区红军成立了赣粤边特委，并将部队化整为零，进山游击，昼伏夜出，并以各种职业做掩护，保存实力。曾宪招遇到的就是隐蔽在九连山上游击队中的一个小分队。从此，曾宪招家成了游击队可靠的“红色堡垒户”。

　　孤雁归队分外喜。曾宪招立即把游击队的同志接回家中，安排食宿。65年过去了，曾宪招老人至今还记得王华山、李若云、王瑞安、周月清等游击队员的名字。“那时，同志们的生活苦啊！没有吃的，常常上山摘野果、野菜充饥，一天只吃两餐饭。没有换洗衣服，上午洗干净，晚上又穿上。冬天换衣服，一洗完就要用火笼烘干再穿。”1936年1月下旬到2月，赣粤边大雪封山，敌人严密封锁粮食、药品进山。山上游击队粮食断绝，许多游击队员在饥寒交迫中病倒。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游击队员王华山、李若云等4人悄悄来到曾宪招家搞粮食，面对饥寒交迫的同志，曾宪招二话不说，把家中仅有的两担谷子，连夜加工成大米。天未亮，便让游击队员背粮上山。山上游击队员吃着曾宪招给的口粮，都亲切地称她是游击队的女“后勤部长”。由于恶劣的天气，那几个月住在石洞、茅棚里的许多游击战士生病，曾宪招得知情况后，又主动要求安排3名游击队员在她家养伤。曾宪招天天熬姜汤、采草药，精心服侍半个月，使3名游击队员很快痊愈，重上战场。

　　为了解决九连山游击队的粮食供应，1936年秋，九连山工委决定在曾宪招家成立筹粮站。从那时起曾宪招便默默地承担起加工粮食的任务，直至广东解放，当了整整13年的“后勤部长”。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从香港报刊中了解到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8月8日，《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正式发表，赣粤边游击队大部分战士由项英、陈毅带领，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此时，组织上要求曾宪招继续留守家中，仍干加工粮食的工作。因为，党中央决定秘密留下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游击队坚守赣粤边游击区。

　　此时，虽然国共已合作，但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赣粤边的“清乡”运动。他们仍以“剿匪”为名采取“封山”、“连坐”等手段围剿游击队。面对敌人的疯狂清剿，九连山游击队仍然按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一部分武装人员住山上草棚，一部分党的干部则以各种职业做掩护，从事地下秘密活动。由于游击队每天需要大量的粮食，所以，曾宪招的任务十分繁重。1937年冬，组织上安排了一名叫刘万忠的本地游击队员协助曾宪招筹粮。曾宪招回忆说，每天刘万忠买回粮食，便交给她去加工，那时加工粮食，全靠手工工具“砻”，曾宪招一天要“砻”2至3担谷子。晚上，游击队员便准时来她家取粮。由于游击队的住地都是山高路远的原始森林，一次一人只能用布袋背20至30斤大米，每隔两三天便来运一次。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曾宪招白天忙家务，晚上加工粮食，为了游击战士，她从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更不要说报酬。13年中，她不但义务为党默默工作，还把自家的粮食、蔬菜无私地贡献出来。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危险，她始终坚信党的革命一定会成功。

　　1949年8月，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赣南全境解放。九连山游击队积极配合四野官兵阻挡敌人南逃，多年的游击生活终于结束了。此时，年已35岁的曾宪招仍像当年在兴国苏区，又积极参加到欢迎解放军，分田分地的革命工作中。由于曾宪招对党忠诚，为人谦和，1949年冬组织上任命她为惠东乡妇女主任。至今，曾宪招老人还珍藏着当年工作时用过的一本工作笔记，上面写的“妇女前锋”几个字是1951年2月20日在乡代表会上，乡长为她的签名题字。

　　此后几年，曾宪招不分昼夜，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农村土改、剿匪工作中，至今令曾宪招难忘的是1951年冬在广东连平参加围剿土匪“阿烈房长”的战斗中，她不幸失足掉下山崖，腹部受了重伤。受伤后，曾宪招先是在连平医院治伤，期间，她丈夫又不幸因病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长期的劳累，曾宪招终于倒下了。一年多后，曾宪招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到了1952年冬，组织上决定送她回赣州治伤，医药费用则由连平县财政拨给。

　　“群众的利益放在前头。”在交谈中，曾宪招老人多次提到这句当年毛主席在苏区长冈乡调查所讲的话。曾宪招老人目前只有苏区干部的身份，并没有中共党员的身份。她说，苏区革命时，提交过入党申请，但条件不够，后来在广东连平要求入党，游击队领导劝她暂时不要入党，在党外为游击队筹粮更方便。解放后，她便以自己永远是一名加入中共党员的积极分子要求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94年夏的一天，80岁的曾宪招路过兴国县城关粮管所，看到农民交粮时，洒落在地上的零星谷子，感到十分心疼，便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她说，当年游击队在山上，有一把米，就可能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十几年为游击队筹粮，使她与粮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那天起，曾宪招每天都要到粮管所院内转转，那怕是地上只有几粒谷子，她也十分认真地捡起来。笔者采访时，曾婆婆高兴地说：“几年下来，我捡起的谷子足有三百余斤。当年300斤谷子可是一个游击小分队一个月的口粮。”

　　采访结束时，曾婆婆马上拿起一件衣服说：“这是当年游击队员给我的军衣，我一直收藏着。”她表示，十分想念当年的战友，与老战友们见上一面，是她当今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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