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些‘红流’人员的老战友，我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大河报！你们办了件大好事。”新县籍在京老将军、原空军政委高厚良握着记者的手说。

　　1月26日记者到北京拨通高老家的电话后，将军听说家乡来人非常热情，当即约定下午3时见面。记者赶到空军大院时，值班室卫兵说：“高政委已经打来电话，他在家等你们。”此时，墙上的钟表刚刚走到两点半。

　　我们刚在客厅落座，将军就从楼上下来，紧紧拉住大伙的手不放。他身穿对襟布褂，脚穿布鞋，很慈祥的一个老头儿。

　　将军虽然已是86岁的高龄，但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惊人。六七十年前的事，时间、地点、人物，记得一清二楚。

　　谈起红军时期的艰苦岁月，将军说：“新县是革命老区，参加红军的人很多。有的人壮烈牺牲了，成为革命烈士；有的人挺过来，看到革命胜利，进了大城市；也有的人因病因伤离开了部队散居民间，这就是那批‘红流’人员。‘红流’人员最难，他们离开部队后，不仅要面对国民党的捕杀，还要面对地方反动势力的迫害，他们要为生计奔波，能活过来就很不容易。”

　　将军说，他有个舅舅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掉队，被国民党军队抓捕，而后被抓壮丁。舅舅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就偷偷跑回家乡，成为农民，以后结婚生子。可他一辈子没有过上好日子，“文革”的时候，还受到批斗，说他是叛徒。虽说有儿有女，死时晚景凄凉啊。

　　高老听说家乡尚有2000多名“红流”人员，且都年事已高，健康欠佳，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详细询问了“红流”人员的生活现状以及政府对这批特殊人员的优抚政策，他说：“每月120元怎么够用啊，别说看病吃药，就是平时吃饭也不够啊。”

　　他说，这些“红流”人员曾经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同样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利用新闻媒体报道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让整个社会都来关心这批人，很好。“我想，一是要靠政府的力量，二是要靠社会的力量，三是要靠村里乡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力量，三种力量一起动，这些‘红流’人员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高厚良是新县箭厂河乡人，1928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军。他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及川陕地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17岁任连指导员，23岁任冀南军分区司令员，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将才。他历任华北军区独立二零九师政委、空三师政委、空四军政委、空五军政委、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5年，他以70岁的高龄离职休养。 (本报记者 杨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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