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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教育，深深牵动着“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在前日举行的省
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问题引来传媒高度关注，特别是本报
记者提出的“广东高校产业为何一直没有大作为？”的提问，被省教育厅厅
长郑德涛称之为“很尖锐”，“是心头之痛”。于是，带着这个话题，记者
展开了深层次的采访。敬请垂注。
众所周知，高校的技术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步伐直接影响到
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评价一所高校的价值，不
能不考量它能否直面当地经济建设主战场。
然而一讲起广东高校产业现状，不少人都摇头：广东GDP连续几年居
全国第一，可谓经济大省，然而，广东的高校企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上
市公司；2000年北京校办产业营业收入为200多亿，而广东呢，13
·58亿，只得上海的一半，江苏的四分之一，甚至连四川、陕西都比不上
。放眼望去，年产值超亿元的校企屈指可数。
这常让想大干一场的圈内人苦恼：怎么广东校办产业只有星星，不见月
亮，缺乏龙头，老是做不大做不强呢？
教育部的领导来广东视察时也觉不可思议：广东这是抱着“金饭碗”在
讨饭。
体制不顺———感受不到政策阳光
不少人都承认，与自身相比，广东校企这几年还是有较大发展的，科技
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也有所改观。但是，从总体上说，校企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问题并没得到根本解决。
体制不顺可以从组织体制上讲起，例如高校分管产业的副校长是管后勤
的领导，而管科研的副校长又不分管产业。
再如，一所学校一个科研处、一个产业办，两者之间缺乏一个怎样将科
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桥梁，科研方面怎样以市场为导向，产业方面怎样以科
研为纽带来紧密联系，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政策，仍是两张皮。
作为主管部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来统领全局，与其它部门进行沟
通、协调。
江苏这几年校办产业搞得相当红火，南京大学的苏富特公司是内地高校
中首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公司，他们向前来求教的广东人过了一招：没有
政府的扶持，没有政策的引导，校办企业是很难做大做强的。他们的办法是
政府看中哪个企业科技含量高、易转化、有前景，就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扶
持等一系列政策来重点扶持，全力打造。
相比之下，广东这么多年来在校办产业上没有具体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出
台，资金的支持力度也不太够，以前曾有过科技开发贷款基金，后来停了。
企业不论大小强弱好坏，自筹资金，自谋出路，要想做大做强，首先就没有
底气，如果想要冲刺“上市”，更是难之又难。
其实，面对现状，无论是领导还是具体负责的同志都想尽快转变。特别
是前不久全国高校科技产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大家很快就达成共识：要尽
快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校企进行股份制改造。而改制的第一步就是
要清产核资，明晰产权。
可一操作起来就比较艰难。一位重点大学分管校企的同志告诉记者，他
们学校为校企改制很快就做了方案，领导也表示很好，可一开校长会，就通
不过。每次只要有哪位领导提出“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啊”，就没有人敢再
吭声。
的确，我们不少校企当年是十万八万发展起来的，如今到这规模，学校
在其中到底应该占多大比例的股份呢？不然，谁敢背上让国有资产流失的骂
名。
遗憾的是，无思路可循，无政策可依。
人们都说，在广东这块土地上，有优越的政策环境，可在校企，似乎还
暂时感受不到这种阳光。
机制不活———顶着压力 却无名利
今天，北大、清华的校企已称雄全国，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已是赫赫有
名的大企业。在学校，有本事的人纷纷去创业，企业里的优秀人才比学校的
优秀人才还多出约10％。
而在广东高校却有一种怪现象：有些高校有本事的人不愿意去校企干，
去校企干的也常被认为没本事。
一位在校企干了大半辈子的老行尊一语道破真谛：压力大，又无名无利
，谁愿意来？
虽说是校企，但毕竟是干起了企业，也就是说在学校里“下了海”，与
以往教书做科研相比，自然多了一份接受市场考验的淬炼，琐碎得多，也复
杂得多。不说别的，单就每月几十上百号人看你吃饭，就让你难以轻松。
可是，外面压力虽大，里面却无动力。“名利”二字曾被中国知识分子
所不齿，如今它的的确确成了阻碍校企发展的绊脚石。
先说名。多年来我们高校遵循的是教学、科研为中心的管理机制，教学
、科研搞得如何是评价一所高校水平的重要指标，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在科
研成果的转化率、校办产业的发展上，则重视不够。这样一来，搞校企的人
在学校无地位，这一摊事也只能在学校工作中心外徘徊。
再说利。在核心的分配问题上，至今仍无法按市场经济的规律突破传统
分配机制，例如，主要科技骨干能否享有分成？能否持有股份？如果有，应
该占多少？没有一个公开说法，干什么好像都只能偷偷摸摸，名不正言不顺
。很多圈内人都觉得企业干好干坏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这样做事，心气能
大吗？潜力能充分发挥吗？能抵挡得住校外企业名利双收的诱惑吗？
底子不厚———科研不强 技术不尖
在去年的广东（香港）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上，广东省高校首次组团亮
相，取得了签约合同金额1·4亿美元的好成绩。但就是为了这次亮相，有
关部门为选项目前后开了多次会，大家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广东高校科技
成果不少，但技术含量高又可供转化的成果不多。
其实，校企与社会企业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科研实力和学科支撑，
如果没有非常尖端的技术和项目，校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
有些情况值得关注：“九五”期间，我省高校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比较多，但重点和重大项目比较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
63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子项目有一些，但作为
首席科学家主持的项目很少。
在获奖成果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广东高校具有原创性、高水平的科
技成果比较少，全省高校包括一些科研实力相对较强的重点高校获得的国家
级奖励的成果也不多，“九五”期间广东连续几年与国家自然科学奖无缘。
很多人都看到，北大、清华校企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的项
目科技含量非常高，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领先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省高校的科研力量虽有长足进步，但与上海、江苏
等地相比，仍然底子不厚，从科研立项到重点学科建设再到重点实验室建设
等方面组织和整合力度还不够大，同时，经费投入也不多，导致科技活动的
规模小，缺乏承担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
观念滞后———小富即安 锐气不够
广东人素被外省人称为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然
而这些广东人的优良品质在高校校企这一块体现还不那么明显，观念相对滞
后。
这种滞后首先来自对整个高校科技产业评价上的滞后。我们的高校科技
管理工作大部分沿用的还是“计划立项———科学研究———鉴定报奖”的
模式，重纵向课题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成果鉴定，轻市场的需求和成果转
化，在职称评定中也是强调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论文多少篇，得到过什么
奖励，而对于实际水平、能力、贡献包括成果转化推广等则放在次要位置。
江苏省2000年校企年营业收入名列全国前茅。如今的江浙人不再只
是灵气，锐气也十足，早在4年前，他们就对大部分校企进行改制，尤其是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大胆突破，例如，在企业股权结构上突破学校控股的
老框框。
这种突破，折射出一种观念的更新。然而就是这个问题，还一直紧紧困
扰着我省的很多校企，他们认为：学校手中有那么好的技术，当然要控股。
技术好，皇帝女不愁嫁。
大框框下还有一些小框框。在一所重点大学，有位学科带头人手中有项
技术不错，于是有人投资搞起了一个企业，可在分工时，这位教授坚持要任
总经理，投资方只能任董事长，拒绝引进职业经理，否则就不合作。这样一
来，企业内教授与经理分不开，技术与经营相混杂。这位学科带头人既要搞
科研，还要忙管理，结果两头都搞不好。
有人开玩笑说，广东校企搞不大，有个原因是广东机会太多了。只要你
手中有个什么技术，就会有不少社会企业找上门来，于是不少教授是守着技
术一女多嫁，手中拿着几十万优哉游哉，小富即安，浅尝辄止，没有要干一
番大事业的雄心和锐气。
记者手记
有人说，国企有的毛病，校企都有。国企没有的毛病，校企也有。
广东高校企业的确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
在1月22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让人们看到了曙光，我省首
次提出要把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校技术产业化作为高校综合评估重要指标之一
，在校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核心，产品为载体，效益为目标的创新
机制。在前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省教育厅厅长郑德涛也表示，今后将在明晰
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加大管理力度，把校企真正做大做强。
很多人都把眼光锁定在高校概念上市公司“零”的突破上，不少校企也
在暗暗使劲，争取先拔头筹：中山大学的达安基因已接受上市辅导过十月，
最有可能成为首家上市公司，学校另一技术参股的亿达洲公司也拟在深圳创
业板上市，华工大不甘示弱，综合学校各企业实力，组建新的股份制企业，
暨大、华农、深圳大学同样全力以赴在做这方面工作。
其实，上市只是一个结果，在创业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才更值得人关
注。只有将校企的体制彻底理顺，机制变得灵活，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科研
水平，真正转变观念，我们校企的春天才不会太远，上市公司才会一家家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本报记者 梅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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