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沿海地区，“水货”特指偷入国境、脱逃关税的“走私货”。

　　3年时间里，在湖北松滋市或被“洗干净”，或被当地有关部门罚款放行的走私车，达70余辆。这些在国内售价从20万元到近100万元不等的丰田、宝马、奔驰等豪华轿车，如今除部分被追缴没收外，大部分通过非法方式取得了合法牌证，奔驰在全国各地。

　　仅从关税损失算，国家遭受的损失高达600余万元，而这仅是有案可查的部分，那些未被执法部门查获甚至是私下放行的走私车数量，据说也不在少数。

　　2002年1月11日、15日，走私车“洗车”黑幕被挑开。松滋市法院开庭审理了该市工商局原局长郑忠明、原办公室主任熊开林在负责走私车辆查处工作中，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的两起案件。

　　这是我省首次审理关于查处走私车的渎职案件。据检察机关指控，郑、熊二人在1996年至1998年间，违反国家关于“对查获的非法进口车一律没收，不得罚款放行”的规定，采取未经处罚即予放行、罚款放行以及收取钱款制作虚假材料、违规出具《处罚决定书》等方式，分别对42辆、53辆车违法查处，给国家造成损失296万余元、498万余元，且分别受贿5.7万元和7.2万元，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早在1993年，国务院为打击走私，减少关税损失，规定公安机关、海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查处走私车，要求对查获的走私车和无进口证明车一律没收，然后逐级上报、审核，签发罚没证（即《没收走私汽车证明书》），送35家指定机电公司拍卖，拍卖款上交国家与地方财政。

　　也就是说，有罚没证（国家工商总局签发）、拍卖发票（湖北省机电设备公司开具），走私车即成为自由流通的“合法车”，可自由买卖，可到交管部门上牌。于是这“一证一票”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而能够打通关节拿到两张“通行证”的行政执法者，则是车贩、证贩“花小钱套大钱”的猎物。

　　据检察机关查实，1997年7月，武汉专门倒卖罚没证的林某，找到时任松滋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长的熊开林，以每辆车3.5万元共计14万元的价码，要“买”4张走私车罚没证。

　　以武汉某公司买下的一豪华轿车为例，当时这辆市价约40余万元的车尚在广东。熊开林竟然在只有轿车发动机号、大梁号，并未看到车的情况下，假办了一整套档案，包括假询问笔录、假查获经过，盖章后上报荆州市工商局、湖北省工商局、国家工商总局。

　　奇怪的是，在严格的四级审核制度下，林也顺利拿到了罚没证，并凭借该证和自己搞到的假拍卖发票，到交管部门上牌照，将车卖给武汉某公司。

　　走私车就这样成了“干净车”，而同时本应由国家收缴的数十万元，溜进了证贩子、车贩子的腰包。

　　一些执法者如何变“麻木”

　　1月21日见到郑忠明和熊开林，是在高墙内的看守所。

　　我们递给熊一只烟，他接烟的手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起先不愿干这事，但时间长了，上面的压力顶不住，基层的困难又太现实，终于滑进犯罪的泥沼。”

　　当年，郑忠明分管、熊开林负责走私车的查处工作，在工作档案里，有他们顶住说情，依法没收走私车的记录，也有深夜截下过境走私车，当面将司机送的“买路钱”打在地上的故事，但后来……

　　1997年4月，河北承德徐某的一辆本田轿车被市工商局查扣，徐某请公平交易局经检大队尹某帮忙转送熊开林5000元钱，熊在收款后将此车违规罚款2万元放行；

　　1997年11月，广州刘某的丰田轿车被查扣，经工商局某科长打招呼，将车罚款4万元后放行，事后刘某送给熊5000元；

　　1997年12月，哈尔滨李某宝马车被查扣，李托亲戚到松滋送给熊1万元现金，熊拿走8000元，还抽出2000元还给其作路费，后宝马车被罚款8.5万元放行……

　　总共72辆走私车这样从熊开林的手中走掉，到后来，“给面子”罚款放行的场面也由偶然成为习惯。松滋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说，一方面，罚款直接充实了小集体的“荷包”，另一方面，熊开林以国家赋予的权力（本质是职责）换取了私人的票子。

　　同时，据检察机关查实，原工商局长郑忠明在分管查处走私车工作时，也有收受贿赂以及对42辆走私车违法查处的记录，给国家造成损失296万元。

　　陷进“走私车”黑幕的还不止郑、熊两人，当地财政、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对违法查处走私行为也坦然处之。

　　1995年至1996年间，松滋走私车贩张安新采取向松滋市控购办副主任（负责买车审批）、市公路规费征收稽查所主管会计（核查购置税）、以及买车单位的领导送重金、高档家电、出巨资请旅游等手段，“一条龙”给7辆走私车上牌、减少购置税、办妥全部买卖手续。

　　查车的、审批的、上牌的、买车的、说情的，在金钱，以及所谓面子的双重诱惑下，个别执法者丧失了应有的清醒与责任感，变成放纵走私的“麻木者”。

　　“反腐大坝”存在哪些漏洞

　　应该说，国家查处走私车的制度设计是严格的。工商部门四级纵向监督，公安、交通、拍卖部门间横向监督，文件三令五申的要求，为杜绝腐败筑起了大坝。

　　但据省检察院去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走私车“洗车”渎职案件不仅仅是松滋一个地方的特例，在襄樊、咸宁、鄂州、武汉等地，有关部门涉及查处走私车过程中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犯罪的，都是用“窝案”、“串案”来定性。

　　而在外省，2000年11月，湖南省工商局局长、副局长也因滥用职权，采取变相罚款放行手段，骗取国家工商局罚没证159份，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3203万元的事实被处以刑罚。

　　从结果推原因，在制度或环境方面，肯定存在某些需要封堵的漏洞。

　　松滋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指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四级审核不到位、部门内部监管不力是主要原因。

　　检察院办案人员说，基层工商局在车影都没看见的情况下伪造档案，还能顺利拿到罚没证，一种可能是上级审核成为形式，一种就是“一条龙”腐败。正是因为工商局经检大队在查处走私车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本部门内部缺乏监管，一个负责人签字就能决定是没收还是罚款，类似于“一言堂”的管理方式给走私车“洗车”犯罪带来漏洞。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豪华走私车的买主大多是“公家”或大公司，每辆车所牵动的关系都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给秉公执法造成障碍。

　　郑忠明、熊开林对记者说，每辆走私车被查扣后，车还没到局里，电话就打来，打招呼的官一个比一个大，顶不住啊！

　　此外，执法者宽容“小过错”，不管“大损失”也是原因之一。

　　案件中，涉案人员受贿款物数额都在几万元左右，有的不到一万元，但大笔一挥，却是国家数十万、数百万的损失。而这正是渎职犯罪的特征，认为“不入腰包”的不是腐败，“小错误”不是犯罪，殊不知其酿成的正是国家的大损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本报记者余凯 通讯员韦玉国 吴炳轩 实习生丁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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