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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位市领导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是聚宝盆、摇钱树
，关键在于我们会不会经营。”
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广州的沧桑巨变，无不交口称赞广州的“小变”
、“中变”。千年广州脱胎换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从今日起，本报将从“
投资”、“管理”、“收益”等角度，连续刊登三篇报道，敬请读者垂注。
潮起潮落的珠江，在奔向大海的途中，突然在广州转了个弯，哺育出了
这座华南名城，那见证两千余年兴衰的涛声，回荡两岸、生生不息。
如今，这涛声夹裹了越来越多的欢声笑语。原来，从珠江拐弯处往东2
0多公里的江面，已成为今日广州“最新的名片”————“珠江夜游”的
黄金水道，一到晚上，那里游人如鲫、灿若星河。
为了打造这个水上乐园，广州市仅在1999年就投资49亿元———
—这样的“大手笔”只是“三年一中变”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为什么广州市的钱突然多了起来？庞大的资金运作遵循什么样的理念？
这种“靠巨额投资堆起来”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他城市学得了吗？
经济思路：稳中求“快”
投资的前提是要有钱，钱从哪里来？
让我们先看一看1月30日新鲜出炉的统计快报：
2001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684·83亿元，连续6年保
持13％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3·8万元，高于京、沪；人均可支
配收入14416元，为全国十大城市之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广州市真正开始“加速跑”之日，竟是1997年
东南亚金融风暴开始肆虐之时。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说：“当时国家确立了稳中求进的战略，广州根据自
己的实际，特别提出要稳中求‘快’！”
一字之差，蕴含乾坤几何？
“快”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据林树森介绍：“很多地方在解决
国企问题时，都着眼于‘解困’，但广州的思路却是‘发展’。我们调整企
业领导班子，却不干预企业上什么项目，放手让企业去市场搏击。三年后，
生存、壮大的企业都水落石出了，再让适应不了市场的企业破产，政府拿钱
出来安置企业员工。”
据了解，这笔安置费仅10亿元左右，约为当年度广州市一般预算内财
政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快”还体现在产业布局的谋略上。林树森很喜欢《高级的社会》中的
观点：“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服务业若能在一个城市协调发展，这个城市
才真正有竞争力。”他认为，“广州正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高新”概念越来越火时，广州市却不声不响地在传统产业中腾挪，
而且收获良多：重工业对很多地方而言是“鸡肋”，但广州市放眼整个东南
亚产业结构大局，却对重工业格外珍惜。结果，底盘庞大的重工业产值在2
001年的增长率居然超过了轻工业，达到20·9％。
“标致”的失败是广州无法挥去的痛，但经过深思熟虑，广州依然将汽
车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又引进了“本田”。在2001年的“成绩单”上
，这个行业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行业一道，对广州市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当然，高新产业也是必须占领的制高点。在天河软件园等国家级软件基
地的培育下，2001年广州的高新产品产值增加31％。
强劲的发展势头，使这座华南重镇“富甲一方”，2001年，该市一
般预算财政收入达246·19亿元，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广州市在打
造自己的大都市文明时，底气十足！
寻找撬动“地球”的支点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我们回溯广州市的巨变脚步，经常能看到这个杠杆原理发挥的巨大魔力
。
“九五”时期，广州市投入城建的资金高达610亿元，相当于前八个
五年计划时期总和的三倍。而且，这个势头还得到延续，2001年，又有
142·2亿元的资金被撒向广州的“山城田海”。
这些钱中究竟有多少是政府的专项城建资金？
2000年4月广州市人大召开的一次专题会议透露：每年20多个亿
。
20多个亿，乐观地估计，6年也不足200亿，却撬动了750多亿
的资本巨轮，它的支点在哪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的一席话，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内环路建成后，（广州）全市实行年票制，这是政府行为与商业运作有
机结合的成功做法。”
“有形”的调控和“无形”的市场，两只手握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
有力的“支点”。
横空出世的内环路，其项目资金组合简直是个“金融百货柜”：世界银
行贷款2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8亿元、工商银行贷款24·3亿元
，省、市两级财政拨款……
林树森曾以此为例，向记者生动阐述了长袖善舞的广州政府娴熟运用“
杠杆”撬动“地球”的过程：
“如果按当时的城建投入，总投资近80亿元的内环路根本建不起来。
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去找省政府批准项目收费，进而用收费作抵押进行融资
，也正是走了这条路，项目竟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尽管内环路主要是靠借钱
修的，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后面的财政收入也多起来了，这笔账
算下来是绝对有赚的。”
投资近10亿元的新体育馆项目，是另一个经典案例。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市计委一位领导说：“政府先拿出90％的资金，
再招标引进一家公司出资10％。待体育馆建成后，交由该公司运作，但政
府每年可无偿使用场管45天，而且还坐收赢利———以200万元为基数
，逐年递增1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河体育中心目前仍需政府拨款生存。一个好
的“撬杆”动作，让两代体育场馆的命运有了天壤之别。
事实上，由于广州市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政府的信用也成了一个好的
“支点”。
职能部门的同志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八五’末期动工的地铁一号
线，筹资相当困难。而建二号线时，广州的经济实力已大增，决定不向外借
贷，反而是银行蜂拥而来，非要借钱给我们，他们坚信政府的还款能力。最
后，林市长贷了一部分款，准备拿去建会展中心。”
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在一篇论文里写道：“城市经营的原则就是牺牲最
小的资源达到尽可能长时间的发展平衡；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佳的综合效益
。”
透过一次次精彩的“撬杆”动作，我们看到了这两句话的最佳注脚。
新价值观：以人为本
广州城市面貌的脱胎换骨，离不开巨额资金的投入，但绝不能把她的成
功，完全理解成一个“钱”字。
变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呼唤。
199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内存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省委、省政府
高瞻远瞩，决定把以前划分的“珠三角”和东、西两翼及广大山区三个经济
层面，调整为四个发展层面，突出两大中心城市。
然而，被推上领跑位置的广州，当时的脚步却正在放慢。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审时度势地提出广州要“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
、2010年一大变”的战略思想，它仿佛一股巨力，推动了这座城市的振
兴。
变化的背后，还有城市价值观的深刻嬗变。
作为老牌的特大中心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州习惯于将自身定位为
“经济实体”。正如林树森所言，改革开放前的30年，“广州市只是由一
个消费城市变成了工业城市”。
很长一段时期，“花城”的天空灰濛濛，在这样的天空下生存的人，接
受的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的现实，受到的是滚滚工业浪潮的冲击，却
体会不到城市对人性的关怀与慰藉。
幸运的是，在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下，广州市终于挣脱了惯性思维模
式，对城市价值作出了重新定位。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说：“
我们对‘中变’投入巨资，表面上是搞城建，其出发点却是要解决交通阻塞
、空气污染、城市面貌脏乱差、治安恶化等四个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
，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人本主义的城市价值观的确立，使人走到了中心，成为整个城市发展的
出发点与终极目标。这个目标，被广州人诗意地描绘为“最适宜人创业发展
与生活居住”。
由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推动的广州巨变，收获的绝不只是焕然一新的
城市面貌，它还转变成巨大的社会精神财富，将飞出广州，融入我省创建文
明的大事业中，催生出更多浓墨重彩的篇章！(王巍 胡键 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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