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戴袁支

　　编者按今年2月19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丹麦籍证人辛德贝格先生诞辰91周年。据本报最新发现的史料，谨撰此文，以纪念这位曾经保护、救助过成千上万中国难民的国际友人。

　　-2000年5月13日，本报发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丹麦籍证人辛德贝格在中国所用的名字和所代表的公司

　　-2002年1月30日，在丹麦人士的帮助下，本报在国内首次获知辛德贝格的生平、1937年的照片和其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信件

　　2002年1月30日上午，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雪松后面的旗杆上，悬挂着红底白十字的丹麦王国国旗。

　　史料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丹麦公民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Bernhard A.Sindberg)曾举着丹麦国旗，协助德国人卡尔·京特博士，在南京栖霞地区的江南水泥厂保护、救助了成千上万名中国难民。至今，江南水泥厂周围的一些年迈的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记得“丹国人”和“丹国十字旗”。

　　在丹麦驻华大使馆院内东侧的一个房间里，该使馆一位女外交官取出一份题为《Den danske helt Kinamassakrener fundet》丹麦文报道的传真复印件递给记者。

　　传真件发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文章出自丹麦记者彼得·阿彼奥基尔德(Peter Abildgaard)之手。该文原载于丹麦的一份刊物，文章追述了辛德贝格在南京的情况和他传奇的一生。

　　由于南京大屠杀的恐怖，丹麦报纸没有刊载信件全文

　　冬日的使馆，柳枝静静低垂，女外交官以平静的语气讲述着辛德贝格的一生和事迹。

　　1938年3月6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刚结束不久，辛德贝格发往国内的信件这样写道———

　　“自从8月份起，我有很多机会，看到战争的恐惧。血和血，每个城市、农村都被烧光，鸡、鸭、牛等牲畜都被抢光。你随便看哪儿，都是农民和中国军人的尸体，这些尸体都被到处游荡的狗当成了食物。你可以看到幸免一死的中国老头、老妇寂寞地在附近走来走去，寻找几乎找不到的一点点食物。

　　“那一天，我去工厂的农场拿了一些食物，20只活鸭、100只鸡蛋、猪和蔬菜，装上工厂的汽车，把这些货物交给在南京城内一个住宅区的外国人。

　　“日本工程师对(江南水泥)厂感兴趣。我就从办公室找来一面最大的丹麦国旗，悬挂起来，而且在该厂一座建筑物的顶部画了一面丹麦国旗。我们留在这儿的目的，就是不让日本人把它没收走。这家工厂是亚洲最大的(水泥)企业，价值800万(丹麦)克朗。

　　“这个厂有6000名中国农民，这些农民带着他们的女人、孩子在工厂避难。他们一无所有，无家可归，躲在工厂里，自己盖了草棚，有些则躲在工厂的小库房里。我们的国旗只能保护他们，但是食物很难提供。只有老天知道，这些可怜的人们怎样才能维持下去。在附近的寺庙里，有2.2万名中国难民，他们过得更悲惨，因为日本兵每天都去那儿。”(记者根据口译整理。)

　　这封信发表在1938年丹麦的报纸上。当年报纸的编辑说，信到这儿，以下的内容就不适合再见报了。据女外交官解释说，是“因为事件太恐怖了”。

　　刊载当年辛德贝格这封信件的报纸，其照片就镶嵌在阿彼奥基尔德的文章中间。如今，阿彼奥基尔德也在报道中感叹道：“从1938年3月6日(辛德贝格)所写的文章看，足以证明当初在南京发生了恐怖事件。”

　　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得知辛德贝格还留下这封反映当时真相的信件，这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一份新的史料。

　　就在辛德贝格写下上述信件的前两天———1938年3月4日，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博士也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

　　“过一些时候，尤其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食品供应问题将变得特别严重。重返他们离开甚至被烧毁家园的那些农民———目前多是老人和小孩———又能干什么呢？他们的农具、谷种和各种牲畜已被一扫而光。龙潭———汤山———南京三角地的负责人说，这一地区原有3000头水牛，目前只剩下300头。谨慎地估计，仅用人力，只能种植目前稻田的1／3。即使在地里有时能看到一些人，多数也是饥饿的外地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田地里寻找最后残存的胡萝卜，耕种田地的人极为罕见。”

　　栖霞地区就在龙潭———汤山———南京这一三角地区内。辛德贝格是来自中立国家的平民，而罗森则是与日本同为“轴心国”的德国外交官。罗森的话印证和补充了辛德贝格所述的当时的真实情景。

　　这辆摩托曾是抢救中国儿童的“救护车”

　　2000年5月，就在本报开始寻找辛德贝格的时候，阿彼奥基尔德见到辛德贝格的两个妹妹。丹麦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中说：“幸亏辛德贝格的两个妹妹还保存了一些档案、信件和照片。这些资料，有些是描述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被日本军队侵略并遭大屠杀时，她们(现已)去世的哥哥在南京的经历和传奇的故事。”

　　与阿彼奥基尔德介绍辛德贝格的文章同时见报的，还有3张当年的照片，其中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芦席棚为背景，一排6个以上头缠绷带、臂裹纱布、手拄竹竿的负伤难民的合影，与去年本报从德国卡尔·京特博士的夫人伊迪丝女士处获得的历史照片一模一样。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在《栖霞山之行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记者注)给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先生赠送若干药物、绷带等物品的帮助下，已经在水泥厂一座房屋里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和急诊室。有6个以上住院病人在接受治疗。”

　　马吉的这一记载，是德国京特、丹麦辛德贝格两家亲属分别保存至今的历史照片的最好说明。

　　在辛德贝格的妹妹保存的照片中，还包括1937年辛德贝格的照片和他骑着摩托车的照片。见到后一张照片，记者马上联想起辛德贝格记载的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1月27日南京栖霞地区日军暴行中的一个案例：

　　“(1938年)1月14日，一个五六岁小孩被送来，他的父亲说明原委。日本兵到他们村里抢劫粮食，由于抓不住鸡，便用手榴弹炸鸡，一枚手榴弹在这个儿童附近爆炸，使他全身严重炸伤，炸掉一只眼睛。由于伤势严重，感染恶化，我决定用摩托车把他带到南京中山门。我们被禁止进城，我恳求卫兵替我把孩子送进医院，仍遭拒绝，只有遵命离开，但我仍不死心，绕城行至太平门，快速行经岗哨，未受阻拦，终于来到美国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为孩子治疗。”

　　同时，记者还联想起2001年3月第一次出版发行的尚未有中译本的日文书籍中，1938年2月7日德国驻华大使馆行政主管保罗·沙尔芬贝格在第76号报告《1938年1月20日南京的状况》中的记载：“前几天我曾提到过的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最近把小孩送进了医院。这个小孩是一群日本兵在一个村庄中用手榴弹炸鸡的时候受伤的。”

　　沙尔芬贝格和辛德贝格的记载相互印证。当时，在南京栖霞地区摩托车的数量远不像现在这样众多，照片上辛德贝格所骑摩托车当是曾作为抢救中国儿童的“救护车”的那辆。

　　抢救这名被日军炸伤的七八岁中国小孩时，辛德贝格还不满27周岁。

　　辛德贝格在南京度过了27岁的生日

　　1938年2月19日，是辛德贝格27岁的生日。在此前后，辛德贝格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耀眼的一页。

　　当时，南京城乡仍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在以江南水泥厂为中心的方圆10至20英里的范围内，估计至少有700至800个平民被杀害；被日军强奸的30岁至40岁妇女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有的受害女孩只有10岁……

　　距辛德贝格生日半个多月前———1938年2月3日是中国新年的大年初四，离日本人强令中国百姓离开难民营，回到充满凶险的家中的日子仅剩一天。

　　当天，辛德贝格冒着大雪和严寒进城，将已由中文译成德文的2.04万难民的一封信递交给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这是一封记录了1938年1月4日至19日日本兵在栖霞寺暴行的信件。拉贝看后，认为“这些身穿军服的士兵，都是日本的刑事犯罪分子”。

　　当天，辛德贝格又将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27日日本兵在栖霞地区所犯暴行的若干案例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S.C.斯迈思博士，并在英文打字稿上手书“这是我亲自处理的若干案件”，且签名和留下日期，后由斯迈思签发，送交日本使馆。

　　在辛德贝格生日的前后，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又将王耀山等4位难民代表全村人、皮德侯等4位难民代表1万多难民分别写给他们的“呈文”译成德文后，送到了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乔治·罗森手中。第一份“呈文”，揭露了日本兵烧、杀、奸、抢的暴行，第二份“呈文”则列举了截至1938年2月13日日军屠宰2000多头耕牛，将龙潭至太平门、东阳至中山门1.2万多户人家房舍烧毁的暴行，还附了梅墓、桦墅等8个村46名遇害者的姓名、年龄和遇害时间，并附有13个村32名被拐妇女的姓名和年龄。

　　史料记载，栖霞地区难民呼吁书、“呈文”共有4件，其中保存下来的3件都是辛德贝格在其27周岁生日前后送出的；而辛德贝格亲自处理的日军暴行诸多案例中的1件，也是在其27周岁生日前后送出的。

　　在其生日的前3天，辛德贝格又陪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来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考察和拍摄纪录电影。可以说，没有辛德贝格将马吉接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考察，马吉就无从写下《栖霞山之行报告》，就不会在《南京暴行纪实》的纪录影片中拍下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地区暴行的15个珍贵镜头。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马吉作证时也就不会特别提到他栖霞之行的所见所闻。

　　得知日军在南京城外犯下的罪行和日本人对刚竣工但尚未生产的江南水泥厂表现出兴趣后，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罗森在外交茶会上，当面向新上任的日本驻军司令麻生和日本副总领事福井淳提出，要出城看望在江南水泥厂的德国侨民京特博士，福井淳不得不急忙用站不住脚的借口加以阻挡。罗森提出这一要求的当天，辛德贝格就在南京城。1938年2月26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将两份难民致京特、辛德贝格等人的“呈文”，以《南京第21报告》附件的形式，发回本国外交部。

　　辛德贝格生日的前一天，成立于1937年11月22日的保护、救助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其后第4天，功勋卓著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就离开了南京。

　　史料中，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庆祝55岁生日的记载，拉贝送给菲奇的生日礼物———两只活鸭，是由辛德贝格从栖霞带到市中心的。但是，辛德贝格是怎样度过自己27岁生日的，现已无从考查。只知道那天是星期六，天气非常好。在南京的人们，想起往日此时的欢乐和工作时，春天反而使他们感到非常难过。那天，马吉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会见了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边喝茶边赞扬了京特和辛德贝格，说他们一直在栖霞山的难民所，“为1万名农村的难民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魏特琳女士特意作了记载，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当天是辛德贝格的生日。

　　这是在辛德贝格27周岁生日之际，两位国际友人对他的褒奖。

　　日本兵逼辛德贝格离开中国

　　辛德贝格的亲属告诉阿彼奥基尔德，1911年2月19日辛德贝格出生在奥尔湖斯市(丹麦第二大城市)，父亲在靠近火车站南边的一个拐角卖奶酪。幼时，辛德贝格就在这里生活、上学。长大成年后，他去过美国和非洲，后来他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可以说法语、德语、英语，因此就在上海一家大饭店当柜台服务员。根据他给家人写的一封信，他还曾为当时来沪的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服务过。

　　1937年，日本占领中国上海。辛德贝格很可能是因他在旅馆工作时，遇到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战地记者布鲁克·史蒂芬，然后成了他的司机。史蒂芬在目击日军攻打上海周围城市的时候，被日军子弹击中，就牺牲在离辛德贝格几米远的地方。

　　同年12月，辛德贝格被聘为丹麦F.L.史密斯公司在南京(江南)水泥厂的管理者，可能因为他是这一地区惟一的丹麦人。那时，工厂尚未正式投产。当时，该厂也处于战区。辛德贝格在奥尔湖斯市的亲戚说，至今还有文件能证实他在工厂曾是决策者。

　　记者通过系统整理有关史料得知，辛德贝格在南京期间，协助京特博士保护江南水泥厂的厂产，开设难民营，救助伤员，并为他们鼓与呼。他还用笔和相机，记录侵华日军在栖霞地区的暴行，并让多名外国人来到栖霞，见证侵华日军的暴行。他还为被困在城内的外国人传递外界消息和提供食品。

　　这自然引起入侵南京的日本人的不满，据辛德贝格的亲属回忆，辛德贝格因在人道主义方面作出贡献，而且站在中国人这一边，日本人逼他离开中国，回到丹麦去。辛德贝格在回到丹麦后，正式申请入境美国，在美居留。

　　因为辛德贝格在南京的贡献，中国的一个代表团曾请他去日内瓦，给他颁奖。(中国的)这个特别代表团为他举行了聚会，正式给他颁奖，称他为中国的国家英雄，这在奥尔湖斯市的报纸上有报道。

　　后来，辛德贝格在美国的一艘轮船上工作，很巧的是船在丹麦停泊，使他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不幸的是，他父亲已于1947年去世。

　　1960年，辛德贝格已是船长，船到汉堡，他回了一趟丹麦。这艘船一般航行于旧金山至日本神户的航线上。1976年，他回到丹麦，一段长时间内住在奥尔湖斯市附近的妹妹处。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方面，辛德贝格的生平还是一个空白。如今，这些资料填补了这项空白。

　　实现了已故历史学者的遗愿

　　今年1月23日下午，记者致电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副领事，请求这位女外交官协助寻找辛德贝格。这位副领事很快就给记者回电说，“辛德贝格”在丹麦是个稀有姓氏，要求记者提供有关他的更详细的资讯。记者遂于25日下午寄去去年本报从京特夫人处获得的辛德贝格的照片和各种史料中有关辛德贝格姓名的记载。

　　这些记载中，有的将辛德贝格的姓名记为B.A.Sindberg，有的记为“辛伯格”(Simberg或Simburg)，有的记为“辛德伯里”(Sinderbery)，有的记为“辛波”、“汉辛”，有的甚至记为“巴遂伯尔格”。去年8月，本报寻找到京特博士的夫人后，京特夫人在为历史照片写说明时，也记为Sindberg，这印证了《拉贝日记》的记载。如今，据辛德贝格的妹妹说，辛德贝格姓名的准确拼法为“Bernhard A.Sindberg”。

　　1月25日，这位副领事再次回电说，她在即将到来的下一周与记者联系。记者有种预感，跨洲寻找南京栖霞的第二位“辛德勒”将会有重大进展。

　　记者苦苦寻找辛德贝格已近两载。2000年5月，中国、丹麦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一个“珍爱和平和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大援救”的展览，在丹麦奥尔湖斯市市政厅展出。展览开幕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请当地3位丹麦人士(记者、商人和博物馆长)寻找辛德贝格。在南京，本报记者于2000年5月12日在本报发出这一消息后，立即驱车去了江南水泥厂。

　　记者翻阅该厂《厂志》时见到这样的记载：“辛波，丹麦人，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前夕来厂，不久即离厂”；同时，得知辛德贝格代表的丹麦公司为F.L.Smidth＆CO.；该厂原工会副主席王振庭也回忆说，听说辛波(即“辛德贝格”)“胆大”，“开车到处跑”，是拍了一些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

　　在江南水泥厂，记者还查到昆德(即“京特”)博士的全名、生平和事迹以及他的照片。2001年记者委托朋友———旅德华人金存桐，从8000万德国人中寻找到京特博士的亲属，同时发现了辛德贝格的照片和插有德、丹两国国旗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照片。

　　将这一消息公诸报端的同时，记者找到F.L.Smidth公司在中国的一个办事处，从9月始直至年底，月均一封多信，将有关辛德贝格的史料、照片发给该办事处，请求协助寻找辛德贝格，但是一直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今年1月，记者与丹麦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后，于1月29日从南京赶回北京编辑部。当天，丹麦女外交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我们已经与彼得·阿彼奥基尔德先生联系上，他是一位丹麦记者，曾在刊物上写过关于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的文章。阿彼奥基尔德先生很乐意帮你获得更多的关于辛德贝格的信息，并与辛德贝格亲属建立联系。你可通过E-mail或传真与这位先生联系。”

　　她还约记者第二天上午去使馆，以便给记者口译阿彼奥基尔德的文章。随后，她给记者发来传真，提供了阿彼奥基尔德电子信箱的地址和传真号码。

　　1月30日，记者应约来到丹麦驻华大使馆。原来，高兴祖教授通过丹麦传媒寻找辛德贝格后，辛德贝格的妹妹们见到报道，于展览结束后不久就找到这家传媒，向阿彼奥基尔德介绍了辛德贝格的情况。而此时高兴祖教授已回到南京，不久后不幸去世。

　　但本报沿着这位教授开辟的方向，把史学课题作为报道选题来做，搜集、挖掘、整理、考订史料，实地展开难民调查，将寻找辛德贝格变为寻找南京栖霞的两位“辛德勒”。此次，当丹麦驻华使馆副领事与F.L.Smidth公司总部取得联系后，该公司有关部门便给使馆传来这份报道。

　　阿彼奥基尔德曾在文章中感叹：“因为战争，有些信件没法寄出，为此辛德贝格的功劳感觉很少，其实他救助了两万(中国)难民。”高兴祖教授生前也遗憾地说，除罗森档案和拉贝日记中有关辛德贝格的片段外，我们对辛德贝格“一无所知”。现在，人们不必如此感叹和遗憾了。

　　记者跨洲寻找南京栖霞两位“辛德勒”的过程中，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博士成了本报这一课题的顾问。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也给了记者许多鼓励。他曾评价说，《中国青年报》的这个课题，弄清了江南水泥厂等郊区难民营的来龙去脉，研究了为史学界很少注意的京特这样“辛德勒”式的人物，扩大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视野，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对学术研究有重要启发和贡献。

　　目前，记者已与彼得·阿彼奥基尔德取得联系，正设法与辛德贝格的亲属直接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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