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银行信贷员，居然有本事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上亿上亿地随便往外提钱。这些钱不仅供他自己挥霍，还被几千万几千万地划给朋友，任凭他们投资酒店、炒股票、赌球，连他的跟班、甚至敲诈他的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截至案发，他所在的银行已经被骗贷3.5亿元，造成损失一亿元，被挪用资金380万元。

　　日前，经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全力侦查，这起近年来单案案值最大的金融系统贷款诈骗、挪用资金案终于水落石出。

　　“巨骗”黄谨是被“人情债”拖下水的。1997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民办银行担任信贷员，负责上海印钞厂存贷款业务。1998年初，他为还贷能力成问题的上海某公司放贷200万元，期限为半年。期间，他和这笔贷款的担保单位、上海某房地产开发中心的法人代表许迎春及其子许占元走得很近，经常一同娱乐、消费。

　　半年贷款期限转眼即过，可是这家公司却迟迟无法还贷。为了讨到钱，黄谨便向对方和某房地产中心承诺：只要一还款，他立即会让银行方面再次发放贷款。得此承诺，许迎春便向弟弟融资后归还了贷款。可是，银行方面并没有再次给这家公司放贷。为此，许迎春和许占元多次催着黄谨尽快兑现承诺。

　　1998年11月27日，黄谨获悉上海印钞厂有500万元资金要解入银行账户里，便利用上门办理存款的便利，收取该厂的500万元支票后解入了许占元、许迎春开设的另一家公司。此后，黄谨多次用同样手法从印钞厂的钱款中挪借巨款。

　　只要上海印钞厂支取资金，黄谨挪用资金的事实就会暴露。为此，黄谨打起了骗贷的主意：用印钞厂的名义骗取银行贷款，这样就不会很快被发觉了。黄谨在许占元等人的“帮助”下私刻了上海印钞厂的多枚公章。

　　1999年1月26日，这个庞大的骗贷计划启动了。黄谨先利用负责上海印钞厂存贷款业务的便利，以上海印钞厂的名义，用假的上海印钞厂公章在自家银行开设账户。随后，他便开始不停地贷款。印钞厂的还贷能力不容怀疑，银行也乐于对这样的单位放贷。于是，1999年3月16日至2001年7月3日间，黄谨分别伙同许占元、徐向勇以上海印钞厂名义先后骗得银行贷款21笔，累计金额3.5亿元。为了骗局的顺利运转，黄谨等人以借新还旧的方法，先后归还了2.5亿元贷款，其余的都落入他们个人腰包。

　　拥有了如此巨大的一笔财产，黄谨俨然把自己当做了亿万富翁，整日沉湎于金融巨头的幻想中，动辄就有几千万元的投资。

　　因为黄谨只能隐名投资，他花出去的钱，都划到了朋友的名下。许占元示意说搞餐饮利润大，黄谨就大笔一挥，划拨2000万元，投资经营起了几家公司。在初期经营中，酒店明明是赚钱的，但是许占元等却告诉黄谨酒店亏了本，于是黄谨不断地将钱投入了这个无底洞。听说投资证券二级市场赚钱，黄谨又一下子将2000万元打进股市，大部分股票也划在朋友的名下。据初步统计，他和许占元用在地下非法赌球的费用在18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

　　周其瑞获悉黄谨等用他刻的印章向银行骗贷，也想分一杯羹。他用自己公司的名义写信，由朋友徐某出面向黄谨勒索。2000年3月至5月，两人先后三次向黄谨索要了20余万元。尝到甜头后，两人一发不可收拾。起先是他们一起敲诈，到了后来，徐某就自己一个人上门敲诈，最后又勾结其他人去敲诈。周其瑞的侄子、妹妹也都先后加入了敲诈队伍。

　　敲诈的人越来越多，黄谨终于知道是周其瑞在幕后捣鬼。为了堵住周其瑞等人的嘴，黄谨前前后后花掉了400多万元。案发后，警方追究这些钱到底给了什么人、给了多少人，黄谨自己也记不清了。

　　2001年9月，黄谨所在银行的北京总行在内部核查时发现，上海分行贷款给上海印钞厂的数目过于巨大，便直接派员到该厂核实，这起数目惊人的骗贷案终露端倪。经查，上海分行方面发现黄谨有重大嫌疑，即找黄谨谈话。谈话进行到一半，黄谨借口上厕所伺机逃跑了。

　　警方当日立案，并向全市发出重要协查令，通缉黄、许二人。9月25日晚，警方将黄谨抓获。

　　9月27日上午，许占元迫于压力，在家属的陪同下投案自首。周其瑞等人也先后归案。

　　目前，黄谨涉嫌贷款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许占元、徐向勇涉嫌贷款诈骗罪，周其瑞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敲诈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黄谨的犯罪过程是触目惊心的，但更令人担忧的是黄谨案件中所暴露出的银行管理方面的漏洞。其实，早在2000年6、7月间，该银行的一个职员就已经发现黄谨的贷款文件上的图章有问题。但是，其所在部门的一位经理却不以为然，还让职员不要多管，以致大错铸成。

　　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秩序，是金融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

　　黄谨的案件已经给上海金融行业敲响了警钟。

　　(文章原载于《人民公安报》作者：杨烨、韩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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