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种现象在不同地方出现，就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多问一个为什么，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最近披露的许多案件都表明，各地的黑恶势力在为非作歹的同时，都要千方百计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这个现象很值得警惕。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比如，浙江已经宣判的最大一起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主犯张畏除了"老大"身份外，还是原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吉林省某市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头目顾某，曾经是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政协法工委副主任；湖南省东安县"金鹰帮"流氓恶势力团伙头目蒋齐贤，通过"关系网"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商会副会长兼城关镇商会会长；臭名昭著的沈阳市最大犯罪团伙头目刘涌，是市人大代表、区劳动模范；厦门那个集多种罪恶于一身的赖昌星，也曾是省政协委员。分布在天南海北的恶人们，违法犯罪的表现五花八门，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那么惊人的一致：要千方百计给自己弄一顶"红帽子"。

　　"红帽子"就是保护伞。那些作恶多端的恶人也明白，在社会主义的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干违法乱纪之事，必然要暴露并受到惩罚。仅仅有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还不足以保护已经得到的一切，并继续发展；只有进入官场、政界，做到“黑”、“红”两道都吃得开，才能长久地得势。于是，他们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一些扶困济贫的公益活动，例如给敬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捐款；另一方面则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加紧拉拢党政官员并与其中的腐败分子紧密勾结，往自己脑袋上加种种"光环"，一顶接一顶的"红帽子"，把黑恶势力罪犯打扮成有头有脸的"公家人"，堂而皇之地出席会议，参政议政，讲话报告。有了这样一层层的保护色，再作恶滋事就更加肆无忌惮，多一顶"红帽子"就等于多了一份"资本"，也更增加了一倍的跋扈。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戴上"红帽子"，是由于有党政机关、政法部门中的败类暗中支持。沈阳的那个恶棍刘涌，就是靠着大把花钱，认了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当"干爹"、"干妈"，有了"硬靠山"，才作恶沈阳十年却安然无恙，并捞到代表、委员、模范等等一大把政治资本。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官员之所以甘冒身败名裂的风险给坏人当保护伞，一方面是受利益的驱使，收受了人家的巨额贿赂，就像一条狗一样给人家办事；另一方面，有的官员本身与黑恶势力纠缠不清，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山西省晋城市打掉了一个"黑猪团伙"，令人吃惊的是，原晋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喜来，以及原高平市副市长孙海龙、公安局副政委兼城关镇派出所所长靳志强、市委组织部长赵玉忠、市长助理皓和平等，这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手握大权的官员们，都和"黑猪"的头目宋魁祥是"铁哥门儿"，平时不分你我，办事有求必应，简直成了黑恶势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据2001年10月4日《今晚报》)。

　　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与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水火不相容，可有些人却堕落为恶人的保护伞，真是令人痛心！我想，要消除这种“红”“黑”勾结的现象，惟一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的民主。一方面，在干部选任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不让有劣迹的败类混进干部队伍；另一方面，一旦发现有人对黑恶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之勾结，一定要严惩不贷。这样，想戴"红帽子"的黑恶势力就休想得逞，甘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人也绝不会有好结果。千龙新闻网特约撰稿人刘绍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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