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猛，四级高级法官，福建省厦门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兼职副教授。1966年出生于福建晋江市，1989年毕业于厦大法学院。1989—1998年任厦门市中级法院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庭长等，1998年起先后任思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工作之余投入相当精力于法学研究上，《法院人事制度改革初探》、《关于建立证人宣誓制度的理论研究及其规则设计》等论文曾获福建及全国法院系统学术研讨会奖项。

　　记者：2001年9月14日，思明区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时，在全国法院中首次使用了法槌。我们注意到，这一举措已经在法院系统产生了影响，最高法院今年发出的第一号通知要求，从今年6月1日起，《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试行）》开始在各级法院施行，这意味着法槌将正式进入我国的审判活动。当初你们是如何酝酿这“法院第一槌”的？

　　陈国猛：法槌的本质是一种道具，就好比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足球裁判脖子上的哨子。在庭审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旁听人员随意走动、交头接耳，传呼机、手机声此起彼伏，当事人未经法庭许可随意发言……。由于在失控的庭审中很难表达自己的权威，法官只能选择大声呵斥或猛拍桌子。这种难堪的情况，让我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种能表达权威、秩序的东西。经过较为充分的调研、论证、设计，我们找到了法槌这个很好的工具。法官有了这把法槌，就可以用威严的敲击声来表达对法庭秩序混乱的不满和警示，可以及时纠正当事人偏离庭审主题或擅自发言的行为，便于维护法庭秩序，控制庭审节奏。而当法官手里握着法槌时，他同样也有了一种责任感和权威感，敲响法槌，可以使法庭和庭审的权威与秩序更直观地显现在人们眼前。所以我们觉得，推广法槌，对推动我国司法改革有积极的意义。

　　记者：也有人议论，发端于思明法院的法槌，不过是对国外法庭做法的简单模仿，谈不上是具有多大意义的改革……

　　陈国猛：说简单模仿，我不大同意。中国法官目前手上的这把槌子并不是舶来品，我们古代的惊堂木是实实在在的祖先；同时，现代的法治理念也给法槌注入了新的内容。古代惊堂木留给人们恐惧的印象，而现代法槌的灵魂是法律尊严和法庭秩序。惊堂木时代，法官是主体，当事人是审讯对象；法槌时代，当事人是主体，法官是裁判。英国丹宁勋爵曾说过：“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庭是最需要法律和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和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这说明法庭严肃与庄严的必要性，也说明庭审仪式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就要求我们不断努力，努力营造一种底蕴极深的法律文化。当然，我们在尝试和推广一个司法措施时，也应对其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司法是有其固有的内在相似性的，司法有很多超越国界的技术性规则，法槌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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