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

　　去年下半年，湖北三位国企领导死于职工或职工家属刀下。他们的遇害都跟企业改制有关。

　　杀人当然是要受到社会谴责、受到法律惩办的。就像美国给撞了一下腰，大家也都奋起声援一样。作为一个人，有这 个觉悟，应该是底线。

　　我们可以说改革总是要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何况面临的是中国国企改革这种“世界级难题”，改革成本在所难免。 但如果连杀人报复这种“社会戾气”都成为了改革的常规成本，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改革者与被改革对象的矛盾面临着不可 调和的危险。

　　咸宁化纤厂一位职工说：厂里一边要职工下岗，一边又没堵住通过各种关系进人的后门；一边说没钱，看看那些干部 的住房，哪个的不是宽敞明亮、装修高档？

　　也就是说，这里头潜伏着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改革的领导者有没有为改革营造出一个足以让大多数被改革对象口服、 心服的环境。

　　在一年多以来的报道中，我们对医患矛盾导致的病人(家属)残杀医生的事件也多有所闻，这里头同样潜伏着一个根 源性的问题：医生作为一个群体通过牺牲患者利益不法、不正当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反感、公愤。

　　也许在其它领域还会发现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公平可以很高深，也可以很实在。

　　比如广州市号召每位市民捐款10元，帮忙兴建慈善医院、给4000名没钱治重病的特困市民治病，便是我们力所 能及的事。

　　钱不在乎多少，关键是社会能否普遍认可，能否让弱势群体感受到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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