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新华社记者陈芳)科研单位搞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单纯追求学术成果数量指标的倾向， 成为引发学术界“败学症”的重要原因。出席“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谈及这一倾向，忧心忡忡：“学界现在有一个不太好 的倾向，就是一些学校只追求论著的数量和规模，而对学术质量、学术水准漠不关心。这种过分强调学术成果量化指标的现象 ，不仅让有的学者‘苦’不堪言，更使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的好传统荡然无存”。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说：“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公平合理，但做学问 特别是搞人文学科不能形而上学，忽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否则客观上极易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甚至投机取巧之路。”

　　他说，按照现在的有关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等每年都应在核心期刊或相应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标准的论文或 文章，有的学校甚至发出了不出“成果”就下岗的“红头文件”，结果许多大学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研“大跃进”。年轻 的教授或博士生导师一年便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学术专著，制度性的低水平重复和“关系稿件”充斥于市。全国性的学术期刊 毕竟有限，有的人达不到标准，或为了完成这一硬指标，就去编辑部“拉关系”，为文章买“版面”，这实际上产生了金钱与 学术交易的腐败现象。像我了解有的核心刊物高的“版面费”就达上千甚至数千元。这些所谓的“文章”发表后，就被学校当 作该校教师学术水准高的证明。

　　不仅如此，有的教师还被要求像技术工人生产模具一样，每年要出专著或多少万字的论文，思想的火花不是时时迸发 出来的，上哪去弄？有的人干脆托人代写，或花钱把出版社“搞掂”；再有就是自己重复、拼凑乃至抄袭；但最为普遍的则是 学者自己“搞教材”。全国一些学术专家辛辛苦苦编出的好教材或全国指定教材放在那不用，都改用自己本校老师编的。知识 再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商业化趋向，重复性的东西越来越常见，短平快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抄我，我抄你，连学生和刚参加教学 的青年教师也动辄编纂一个“大块头”。这种硬凑出来的教材质量可想而知，而那些优秀教材则仅仅成为没能力自己编专著的 “第三世界”学校选用。

　　应松年说，对这些现象，一些高校大都采取暧昧的态度。与之对照，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在日本一所知名私立大学法学 院任系主任，仅因他的一部著作中有一小段内容没注明出处，遭他人指责涉嫌抄袭，便被停职两年。

　　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守昌对这一话题也颇有同感。他说，我从事教学工作有40余年。本来，我们是 寄望于国内年轻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积累研究，有可能会慢慢出一批优秀的甚至是极富创新的成果，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却 要被迫去完成这些“定额”和“指标”，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无聊的重复和抄袭上了。

　　王守昌认为，学界出现的这些现象，并非纯属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更多的是要反思我们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长期 以来，一些高校缺乏学术交流、学术积累的自觉意识，鲜有学术创新的勇气，满足于陈词滥调，低水平重复。对一些暴露出来 的问题处理不力。

　　应松年代表不无忧虑地说，以往老学者们反复讲，年轻人要多读多听多想、多写、少发表，现在似乎正好反过来了。 照这样下去，中国的优秀学者就很难出来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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