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背着厚重的“蛇皮袋”，付小强夹在蜿蜒几百米的民工队伍中，艰难地向前挪动。

　　这是23岁的付小强第一次走出秦巴山。他没想到，武昌火车站广场会如此拥挤。

　　付小强走的这条路，有数以亿计的人走过。但付小强远比“前辈们”幸运，在他要去工作的城市，人们将称他为外来劳务人员，而“前辈们”曾被称为盲流。

　　付小强走的这条路，千千万万的人还在走。在他们看来，这条路是奔向富裕的康庄大道，是走向现代化的希望之路。

　　民工潮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新时期农民追求现代文明的逻辑展开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副业型：打工族的原始态

　　打工（扛长工、打短工），曾被作为受剥削的代名词尘封了30年。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头脑和思维。一些具有经济意识底蕴的农民，开始在土地之外寻找致富契机。这个时候打工行动，只是农民在种好责任田之后的一项副业。

　　搞副业的人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这和今天民工潮涌沿海地区恰恰相反。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属于单干。当时，以温州地区为代表的江浙人尤其热衷于搞副业，他们成群结队离土离乡，在大江南北修路建桥，修鞋补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人开设的眼镜店、理发店、钟表修理店几乎布满了内地的每个角落。福建和广东人在内地的“副业规模”也越滚越大。当内地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些操着外来口音的人，拖儿带女远离家乡在外飘泊时，当内地人还专心于农作物的增产时，这些先知先觉者的腰包却悄悄地鼓了起来。

　　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打工群体的原始状态。多年以后，知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以温州人为代表的副业型队伍作出的评语是：市场经济意识较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外资的不断涌入，以及搞副业队伍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到80年代中后期，沿海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浪潮，对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一些不满足于土地回报率的农民，开始到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寻找“副业”。在赚钱效应导引下，这支队伍“风生水起”，最终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

　　事实证明，部分早期打工者外出时虽然不排除盲动性，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惠及一代甚至几代人。

　　就业型：打工族的中继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出民工形成新的高潮。1989年3月4日，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截至当年2月底，外地涌向广东的农民总数已达150万人以上，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了“农民的海洋”。

　　由于当时我国尚属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大批农民外出属于“计划”外自发外出，而且引起交通线气喘吁吁，一些人称这支队伍为“盲流”。

　　日益汹涌的民工潮，成为当时牵动中国高层的独特经济现象。不少人为之担忧甚至恐慌。1989年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由于时逢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被外界誉为一大奇观的“春运现象”，由此而生。

　　“盲流时代”在1992年有了“转机”。在当年的新闻报道中，“盲流”的使用率明显下降，尽管打工队伍日渐庞大。1992年2月18日，本报一篇报道称，从农历正月初五开始，涌入武昌火车站的南下民工每天约1.6万人，超过上年同期的50％，为历年之最。而且，“赚钱，多赚钱，是越来越多的民工提早南下的动力源”。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中国南方，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有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打工者的名分也得到重新界定。打工不再是“盲流”，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打工仔、打工妹不仅逐渐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不少人在打工地安家落户。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逆向打工的互动格局。1993年，新华社的一篇通稿说，有300万城里人到乡镇企业上班。

　　这个阶段，打工队伍中以小手工业者和体力劳动者居多。打工者主要从事建筑、运输、餐饮和服装、电子生产。打工者追求一份较稳定的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在城里上班”。

　　趋理性：打工族的现时和后时态

　　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不是外出打工，而是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90年至199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中国社科院高级研究员李培林调查，这一期间外出打工的流动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期乡镇企业新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人数。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今年2月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去年有780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同比增长了5％，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可以说，中国农民外出打工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

　　在队伍不断膨胀的同时，打工族中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理性的变化。一是打工族虽然以赚钱为第一要旨，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这一方面归因于用人单位门槛逐步抬高，另一方面源于打工者对知识的自觉追求。“知识经济初露端倪”，越来越多的打工者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就是打工就业最好的敲门砖。二是打工队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批大中专毕业生甚至机关干部也加入到打工队伍中。近几年，黄冈市分配回原籍的大中专毕业生中，超过1／4的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他们外出的重要理由，是想改变现状，提高个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三是在打工地域的选择上，不再单限于沿海发达地区，而是哪里更能体现个人价值或者赚取更多的财富，就奔向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打工的含义已发生了质变，打工不再是农民的“专利”。

　　社会对打工族的地位也有了新的确认，这是一种理性的确认。在我省的一些落后县市，如英山、通城等地，打工族成为活跃当地经济的重要力量。张国光省长在2月2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外出打工，发展打工经济”。这是对打工族的最好鼓励。

　　一位社会学者说，一部农民打工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20多年间，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嬗变，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打工族的出现和壮大，正是循着这条道路在走。当然，大批青年劳动力的外出，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矛盾（如留在农村的是“386170部队”，部分地方的抛荒现象等等），需要我们正视和化解，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转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外出打工，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走向现代化、走向现代文明的路径之一。 (湖北日报记者王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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