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孙玉遐 白林 李斌) 一个月前，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已经连续三年空缺的5大国家科技奖中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又一次没有得主。两项国家大奖连续四年空缺，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两会”审议、讨论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热门话题。

　　下一个500万奖给谁

　　话题背景：“原始性”创新是当今国家间科技、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它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飞跃，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是各国争夺的科技制高点。500万元奖励的最高科技奖已有4人折桂，而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发明奖一等奖连续4年出现空缺，人们不禁疑问：最高科技奖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空缺，下一个500万奖给谁？

　　侯自新代表(南开大学校长、数学家)：我是两项最高奖的初评委员，4个500万的最高科技奖获奖者的成果都是几十年长期积累的结果，都是原创性的。客观地说，这些年我们取得的能够领导世界科技的重大成果不多。人们对下一个500万大奖是否空缺的担忧不是危言耸听。

　　两个大奖的空缺一方面反映了评奖的严肃性；另外更说明我国在高水平、高层次特别是原创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陈均远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古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古生物学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后，科技投入增加了，反而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4年“缺位”，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不等于我们没有做出国际一流水平的工作。评奖过程可能也有问题。比如说我国古生物学研究，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一席之地，国际上的一本权威生物学教科书，就列入了澄江、翁安、辽西等地的古生物研究。

　　杨慧珠代表(清华大学地震波勘探开发研究所所长、归国博士)：空缺说明我们缺少“原始性”创新思维。要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给一些有独特思维的所谓“傻子”和“疯子”以生存的空间。科学发现和发明常常是长期积累、关注后的迸发，要允许失败，给科研人员一块“自然保护区”。有些发明是计划不出来的。

　　张涛委员(河南省副省长)：这也反映出体制问题，我国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主体，两条战线，彼此独立运行，各成体系，导致科技和经济的严重分离。必须在体制、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快科技和经济的融合。总理报告中讲到，要破除条块分割，合理配置科研资源，形成部门、地方、高校和企业相结合的科研管理体制，这是非常必要及时的。

　　何香涛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天文学教授)：目前科学界学术民主、透明还不够，从科研立项、成果评审鉴定、职称的评定、学术带头人的选拔都带着计划体制的痕迹，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在起作用。尽管国家近几年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但钱没有都花到该花的地方。

　　谁在急功近利

　　话题背景：基础研究的突破和重大技术发明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科研人员急于参加评审、评奖，有关部门据此确定科研人员的经费、职称和待遇，往往使阶段性、跟踪性的成果不断涌现，国际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却很少。不少地方眼睛只盯在能够快速见效的项目，对周期长、风险大的课题研究则尽量回避。急功近利抑制了创新。

　　殷鸿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一些有望问鼎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工作，为什么最后没有问鼎？问题就出在不团结，出在急功近利上。基础研究必须淡泊名利，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就要去争，科学家争，研究单位也争，最后弄得两败俱伤。所以，基础研究必须要淡化单位政绩意识，淡化名利意识，要形成合力。政府也不要过多干预，要重视科学自身的规律。

　　陈均远委员：科技界急功近利的源头是政策，包括评奖和评估简单化。评奖也是一种政策，要进一步公平、透明和民主。评奖过程中，你要做报告，不是光看你的文章在什么级别的杂志上刊登，要允许评委对你提问。

　　侯自新代表：目前学术界的浮躁情绪普遍存在。我们的科技政策和人才使用、评价指标，急功近利的太多了，比如我们的职称评定，要求教授一定要发多少论文，项目见成果后才能得到持续的支持，否则就要改变研究方向，必要的要求是应该的，但要因人而异，因学科而异。

　　有些研究特别是基础的原创性研究，是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不给人应有的待遇，是许多科学家坚持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就要支持一些人做可能眼下做不出什么东西、但从长远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创造了环境他就能坚持下去，没有这个环境他就坚持不下去，有的人几十年都没有做出成果，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做出成果，有些成果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这时我们不给他职称，或者解聘他，他怎么能坚持下去呢？当然也要倡导科学家要耐住寂寞。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需要稳定地发展几十年后才能产生一个诺贝尔奖。我们已经建国50多年了，还没出现，就应该反思，大奖出现空缺更应反思。

　　苏晓庆(贵阳医学院医学动物研究室主任、生物学教授)：现在科技界一些评审、立项水分不少，导向偏差诱导人们急于求成。真正埋头钻研的人不会搞关系，常常得不到重视。相反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会得到资助。另外，地方的科研经费偏少，贵州省卫生厅一年的科研经费才15万元，基础研究很难照顾得上。

　　企业只管应用吗？

　　话题背景：数字显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在0.7%左右，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为2.5%到4%。经常听到来自企业的声音是：成果越能快速转换成产品越好。另一组数字显示：微软2002年的研发费用是53亿美元，英特尔是41亿美，相当于我国2000年研发投入的总和。企业减少研发投入，换来的是技术储备不足和创新原动力的萎缩，持续竞争力馈乏。

　　张涛委员：企业家应该具备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重视科技创新而不只是技术应用，把握相关领域科技发展动态并抢占制高点，实现技术跨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与产业技术进步有关的研发任务主要应由产业界承担，这包括企业的自主研发和与大学的合作研发。国外有许多诺贝尔奖出自企业，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王天义代表(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企业对技术创新既要投入，又不能代替科研院所。目前我们的企业还是注重用现成的技术，我们也想搞自己的研发，但资金受限制。

　　侯自新代表：企业的急功近利和企业现阶段的发展有关系，我们的许多企业处于求生阶段。我们与跨国公司同等实力以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多。成熟的现代企业应该拿销售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投入研发，国外许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了销售收入的10%，我们目前还做不到。

　　全世界的芯片技术基本由英特尔公司控制，如果它不去研发、不持续占领最先进的技术，它的市场垄断地位就可能被取代。虽然我国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不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但研发投入不够，也和企业家的眼光、企业产权有关。我们的企业家应该缩短成熟期。

　　入世冲击的喜与忧

　　话题背景：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已在华投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型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大幅度增加，其中140多家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有评论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拢络人才的本土化战略已开始实施。微软研究院1998年就把研发中心建在了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它的几十米外就是中科院的自动化所等几大研究所。汉王科技公司原总工程师等人已跳槽到了微软研究院。

　　韩启德委员(中科院院士)：入世向我们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我国许多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均依赖进口，不少产品依靠仿制。入后后，仿制之路被堵死，要引进技术只能购买。而外国企业在专利领域“跑马圈地”现象不仅抬高了我国引进技术的成本，而且极大地压缩了我国企业的技术研发空间。应对入世挑战，我国必须努力实现技术发展由引进、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

　　陈均远委员：很多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和研发机构转移到中国，吸引了不少本土人才，这不完全是坏事，也是好事，逼着科研体制改。我国的人才总量非常大，进入跨国公司可以学习先进的技术，人才是流动的，最后还是中国人。现在给别人打工，以后就有可能创业。

　　陈丙珍代表(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入世后，对科研人员自身的冲击不小，你要拿出世界领先的技术才有人用，否则就慢慢没课题做了。

　　熊性美委员：我们应把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吸引那些技术势力强的大跨国公司，作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

　　殷鸿福委员：入世有挑战，挑战有好处，迫使我们和国际接轨。我们落后的东西太多了，仅靠国内的力量，不好改变现状。现在的教授为什么满天飞，就是因为你不多评几个教授，在科研竞争和项目竞争中就会吃亏。如果真正和国际接轨了，教授质量就会上去。我常常评审外国科学家的论文，但是我们的论文有多少是经得住国际评审的？

　　何香涛代表：要把人才放到国际平台上培养，一些领域和世界接轨。一些项目拿到国际权威机构去评，减少人为因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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