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浙江台州“1·11”事件的系列报道在本报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为如何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出谋划策。近日，本报记者特地约请了省文明办副主任罗天明、浙江大学心理系教授郑全全和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吕俊律师，结合各自工作与专业实际，更加全面深入地剖析台州“1·11”事件。

　　记者：台州“1·11”事件的确令人震惊。在这个极端事件中，出现了几类人：一是奋起护钱的人；二是旁观但能够报警的人；三是参与哄抢的人。这反映了当今社会典型的3种道德倾向，3位能否对此作个评价？

　　郑全全：“1·11”事件其实反映了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贪婪和自私的一面，这都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面对满地的百元钞票，第一反应往往能够表现人的心理素质是好是坏。有的人贪欲占了上风，就会伸手去抓；有的人自律意识较强，心理素质好，就会保护这些钱；当然，另一些人在一番心理冲突后，站在“善”的一边，虽然他们还做得不够，但是，我觉得仍然难能可贵。这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而反映在社会公德的养成方面，也就明显分出了高下。

　　罗天明：在“1·11”事件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像白云山加油站员工、报警的群众那样遵纪守法讲道德的人为数不少，并在事后得到了社会的推崇。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是正气压倒邪气，还是好人占了大多数。

　　吕俊：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我首先想说，这些哄抢者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对法律的挑战，是对社会治安的严重破坏，同时对社会上的其他人群造成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对于这些人应当依照我国法律予以惩处。护钱的白云山加油站职工应当大力褒奖，让大家知道做好事有好报。这样，人们才会向他们看齐。值得一提的是旁观者，他们没有做法律禁止的事，但也没有做道德提倡的事，在两者之间摇摆，是需要教育的大多数。

　　记者：“1·11”事件的侦查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两名盗窃嫌疑人被擒，13人向公安机关交还了钱款，但仍有一些人在公安机关发布《公告》要求捡钱的人交钱后置若罔闻。对于这样的人，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吕俊：从我国现行的法律分析，哄抢者的行为应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3条的规定，即对哄抢国家、集体、个人财物，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1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可以单处或并处200元以下罚款。同时，要追回他们的非法所得，退还原主。

　　郑全全：公安机关和社会舆论应对追缴失款的工作保持关注的力度。那些捡了钱然后上交的人，都是在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其实，在社会道德标准面前，人人都会做一个自我评价。在参与哄抢后，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公安机关的威慑，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否定居多。这种长期的、较强的否定评价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日常行为。他们不解决好这件事，心灵就永远不得安宁。所以，从保护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参与哄抢的人应该早一点把钱交出来，这样，才能换来心灵的平静。

　　记者：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但是给我们的启示却很多。台州市为此还专门开展了道德建设大讨论，有百万人参与。当前，全省上下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如何增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请3位谈谈自己的想法。

　　罗天明：“1·11”事件提醒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中央和省委已经认识到了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颁布了《纲要》和《规范》。目前，就是要学好这两个规范性的文件，强化公德建设。《浙江日报》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深入探讨，以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寻找“1·11”事件背后的答案。我认为，不仅十分及时，而且很有必要。大讨论是对美德的褒奖，是对“失德”行为的鞭挞。良好的舆论氛围对扶正祛邪、树立先进榜样非常重要。

　　吕俊：“1·11”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遵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逾越这条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应当把法制教育摆在首位——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后果又会是什么，都要向公众说明白。

　　郑全全：培养一个讲道德的人，重在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这需要家庭、社会共同努力，从小抓起。要让人们在日常行为中逐步养成诚信、正直、勤劳等做人的准则。必须让人们把那些优秀的品德内化为自我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战胜人性中“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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