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和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一直十分重视，特别是江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学习和借鉴历史的自觉性。1999年2月8日，本报曾发表田居俭同志《论学史》一文，对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如何学习历史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明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本报今天发表田居俭同志《再论学史》一文。文章从学史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丰富领导干部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有利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历史。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题为《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强调：“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1998年2月25日，他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强调：“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江泽民同志的这些富有战略眼光的倡导，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经天纬地和富民强国的科学智慧，是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积累历史知识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本领，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彰往察来，把握机遇，从而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作贡献。

　　学史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是因为这个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以往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建树，并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充实，成为最先进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又以完整、缜密、开放、发展为特征，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沃土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著作，有些就是历史著作。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科学论断，就是从上述历史著作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因此，要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就必须学习19世纪的外国史，特别是英国史、法国史和德国史。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把握客观实际的变化，就必须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结合历史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时代，就是历史；“进”，就是发展，就是创新。这里仅以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发展为例，略作诠释。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从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入手，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由于资本具有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发动革命也应具有国际性，即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并获得胜利。这一论断，见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要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即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成功。这一论断，见于《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俄国共产党人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其后，毛泽东立足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毛泽东又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一面剥削工人取得利润，一面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和平赎买，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次确认：“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可见结合学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的一条途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试想，如果不熟悉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外历史，特别是俄国史、苏联史和苏联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怎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呢？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0月22日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这个精辟论断为座右铭，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学史有利于丰富治国安邦经验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历朝执政者崇尚的治国信条。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把历史作为“求治之资”，历史也确实为他们执政提供了重要参照。

　　比如，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后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圭臬。用舟与水比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载舟覆舟”说，虽然早在《孔子家语》、《荀子》等典籍里已有记载，但真正使之入心入脑的还是唐初君臣切磋治国之术的《贞观政要》。贞观年间魏征给李世民的论政奏折中引述，“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以载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水也。’”李世民阅后茅塞顿开，悟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民惟邦本”，关键又在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清朝康熙年间，镇守古北口的总兵蔡元上书玄烨，报告辖区内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玄烨批复：“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比如，关于居安思危，处治思乱。这种忧患意识，对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是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警钟。李世民即位之初，向魏征垂询“治道”，魏征回答：“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李世民对此说深以为然。他不仅在执政期间“临深履薄”，而且在逝世前悉心撰写《帝范》，将“为君之道”传给太子李治。在《序》中，他回顾治天下如何“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临深而驭朽”，是形容执政好比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驰的马车颠簸在悬崖深涧边缘，稍有不慎，便会车毁人亡，有始无终。明初，朱元璋也告诫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将校们：“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为以安而忘警戒！”

　　比如，关于自强不息，革故鼎新。这一思想，源于《周易》。《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杂卦》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历代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变更或巩固一种社会制度，有时靠革命，有时靠改革，但更多的是靠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改革。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改革，以及后来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改革。前者以秦国的商鞅变法为典型，后者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典型。又如封建社会末期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改革，以戊戌变法为代表。另有一种是为巩固、完善一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如封建社会汉代的桑弘羊改制，宋代的王安石熙宁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等。这些改革无论成败，其得失都给后人留下了思索的空间。

　　比如，关于崇俭戒奢，清正廉洁。此道历来为明君贤相、清官廉吏所执守，被奉为从政之本，为官之宝。《汉书·孝文本纪》：汉文帝刘恒“尝欲作露台，如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诏有司作罢。《宋史·太祖本纪》：赵匡胤“宫中苇帘，缘用青布，常服之衣，瀚濯至再。”见到被俘的后蜀君主孟昶竟用宝珠镶嵌便盆，当即捣毁并怒加斥责：“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明朝兵部侍郎于谦出任河南巡抚期间回京述职，随从提议带些土特产打点各方。于谦举袖笑曰：“吾惟有清风而已。”因以赋诗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清朝顺治年间，叶方蔼官至吏部侍郎，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但从不以权谋私，死时“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瓮，布帐多补缀”，吊唁者无不为之动容。《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调任荆州刺史，赴任途中路经昌邑，县令王密夜访，“怀金十斤”，声称“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无言以对，赧然退出。《梁书·顾协传》载，顾协官为中书舍人，以清廉刚正威慑朝野。有一门生破例“送钱二千”，顾协大发雷霆，令人痛打二十大板。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历代执政者的言行，尽管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瑕瑜互见，但“他山之石，或以攻玉”。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如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筛选，披沙拣金，为我所用，就会襟怀无邪，志存高远，“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人民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学史有利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因此，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先后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重要。因为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实践证明，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精神支柱，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为此，党在制定两个决议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指出，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又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

　　《纲要》中阐明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和着力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具体说来，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精神，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畏强敌、敢于拼搏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愤图强、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众志成城、战天斗地的1998年抗洪精神等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要继承和发扬这些精神并化为思想道德建设的动力，就不能不学习各个时期历史创造者的光辉业绩，以及记录他们业绩的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一向倡导“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论虽有失偏颇，但不乏合理因素。古代的优良传统道德确实是现代的优良传统道德的源泉。这个源泉涌现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强不息精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创业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厚德载物精神，“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奉献精神，“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舍生取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清正廉洁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系大局精神，“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勤政敬业精神，等等。因此，要弘扬现代的优良传统道德，又必须溯本求源，学习孕育这些精神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

　　结合学史进一步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既是领导者、落实者，又是参与者、实践者。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首先要以德治“官”。只有“官德”先行，“民德”才能共进。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多有论述。他们每逢谈起治国，总是把“修身”摆在首位，强调为官必先立德，有德方能为官。如《论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如《扬子法言·先知》说：“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如果用当代人的思想来解读上述内容，则是说，领导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努力陶冶道德情操，以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来影响和带动群众。如此，才能令行禁止，事业有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就能以先进性带动广泛性，促进各行各业、各家各户以至每个个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以便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田居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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