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月28日开始，香港《明报》连续发表文章，公布一位“曾在中国青基会工作，熟悉其财务运作的人士”提供的中国青基会大量内部资料。《明报》凭这些材料指控“希望工程违规投资，涉款逾亿，多个项目亏损”。这一事件一经披露，香港和海外华人世界立刻对中国青基会展开激烈质询，使希望工程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

　　“明报事件”发生始末

　　提供上述材料的这位财务人员就是原中国青基会财务部副主任柳杨。

　　1991年，中国青基会接受荷兰飞利浦公司一项激光视听设备的捐赠，为方便工作，聘该项目的牵线人易晓为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易晓在此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数额巨大，于1992年被羁押，1997年7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9月易晓被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8年。2001年3月开始监外执行。从此，易晓借机出入成都、北京等地，开始其翻案活动。

　　柳杨从1989年进入中国青基会以后，一直负责财务工作。在易晓案发前，柳杨就与其关系密切。1998年，柳杨从中国青基会辞职，成立一家公司，为易晓筹集翻案经费和进行翻案联络活动，并在此前后大量窃取中国青基会的内部文件，作为要挟和攻击中国青基会的“炮弹”。

　　在近1年的时间里，柳杨多次代表易晓威胁中国青基会法定代表人徐永光，要对徐永光和中国青基会实行所谓的“霹雳行动”，又以易晓曾有功于中国青基会为由，找徐永光要中国青基会为易晓的翻案活动提供经费，遭到拒绝。于是从去年底开始，他们匿名向有关部门寄出大量诬陷徐永光的告状信。在上述阴谋均未得逞的情况下，开始向《明报》提供窃取的中国青基会大量内部文件，进行疯狂的攻击行动。

　　徐永光称：希望工程基金增值合法安全有效

　　面对来自多方面的责难，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3月24日对记者说：“希望工程背负众望，本人一向未敢松懈和敷衍，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欺世盗名。”

　　徐永光首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青基会为何要用捐款进行投资的问题。他说，救助一名失学儿童需要完成20多道工作程序，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钱。比如，每接受一份捐款，给捐款人打印收据和信封的费用就是1.38元。每资助一名孩子，要把捐款人的400元足额发放到孩子手中，基金会就要另外拿出40元作为“匹配资金”，用于受助学生给捐款人复信的邮资、受助地方与孩子的联络费用等。另外，基金会用做筹资宣传、项目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办公用房的房租水电等费用，都是从青基会的投资增值中获得的。国际上凡是通过公众募款开展资助活动的机构，通常都可以提取捐款额的20%左右作为行政管理费用，而中国的法律却规定不准。中国青基会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既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经费拨款，也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经费，假如没有捐款的增值，机构靠什么运行？12年的希望工程何以支撑？仅靠银行存款所收利息，则难以维持机构运行费用所需，故而投资增值不可不为。

　　至于基金会从事投资活动的法律依据，记者专门咨询了信托法的主要起草人———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周小明律师。他告诉记者，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此均有规定：“基金会可以将资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利息，也可以购买债券、股票，但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额不得超过该企业股票总额的20%。”；“公益性社会团体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

　　他指出，在法律层面讲，青基会只要在下面三个前提条件下立得住脚，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一、投资行为是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二、我们的运行效果良好。这个效果是从两个角度来讲的。第一、投资管理的效果是好还是坏？财务效果不会因为某一个具体项目的盈亏来改变，它是一个整体上的效果，整体上是好的，就是好的。第二、这种投资管理的资金运营有没有影响它的目的事业的拨款，如果没有，那就是好的。第三、在中国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是管理层自律。管理层如果不检点，效果再好都没有用。

　　对此，徐永光坦陈，搞投资必定有风险，投资过程中确实有盈有亏，但总的效果是盈多亏少。根据青基会提供的数字，记者看到，中国青基会的基金投资项目总体效益可观：1989 2000年中国青基会(不包括地方青基会)捐款收入累计712,805,448.41元，资助支出累计619,608,225.50元，2000年底捐款暂存93,197,222.91元。另一重要数字是，1989 2000年中国青基会每年年终捐款暂存平均为6235万元，中国青基会利用这笔存量捐款，实现增值收入累计达到6953万元。增值净收益为存量捐款的1.12倍。也就是说，一元钱变成了两元多钱。目前中国青基会的存量资产状态良好，有的还有较大增值空间。这显然与《明报》所述“不少项目以回报少、效益低告终”不符。

　　他说，希望工程实施至今，已接受海内外捐款逾20亿元人民币，救助了近250万名贫困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直至小学毕业，建设了近9000所希望小学。仅中国青基会，截至2001年底，共捐建希望小学1667所，资助失学儿童517814名，建成希望网校125所，捐建希望书库1万套……这些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人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抹杀的。12年来，中国青基会从未发生助学金或建校款滞留下拨的问题。

　　鉴于这一事件已经造成公众对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信任危机，港区人大代表也在人大会议上提交议案，要求政府审计中国青基会，徐永光认为这很有必要。他说，虽然中国青基会每年都接受政府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公布结果，但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中国青基会已向国家审计署报告，请求尽快安排审计。

　　“明报事件”引发公益组织生存战略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青基会这次遭遇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基金会、公益组织和相关研究机构中引起了一场空前热烈的大讨论。

　　前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说，中国青基会作为中国目前做得最好的公益机构，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其他基金会将来很可能也会遇到，因此我们要通过这件事认真地思考，怎么进一步地健全公益机构的生存法律环境。从捐款里面扣除百分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对此应有明确的规定。而我们现在却羞羞答答，《捐赠法》规定从利息的百分比里面扣除，而现在利息很少，根本不够养家糊口。我感觉中国现在在立法方面对公益组织的法律约束和法律保障不适应于中央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我们应该有一整套原则性的，包括具体实施办法的法律体系来规范、扶持公益组织的活动，来保障它能够真正体现“小政府、大社会”。减小后的政府把一部分事务交给在群众中有公信度的公益组织来做，这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机制和保障体系。

　　吴作人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说，我们现在遵循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是国务院在1988年制定下发的，全文只有14条，900多字，沿用至今，有很多内容已经跟不上基金会发展的情况和要求了，因此，敦促政府迅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非常重要。另外，我们目前的基金会基本上是属于操作型的基金会，一边筹资，一边搞增值，一边搞资金的发放。每一部分都需要专家，我们怎么做得了呢？所以从今后的发展层次看，我们需要更多的基金会自治性组织，比如说资助性基金会、公众筹款机构，比如专门进行基金运作的机构、专门进行项目运作的机构、专门进行评估的机构等等。建立更多这样的组织，我们的基金会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途。

　　阎明复还提到公益组织的自律问题。他认为，在将来有了相关法律之后，基金会应形成行业自律，规定一些超过法律要求的、更严格和更道义的东西，以提高机构效率和社会公信力。对此，商玉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建议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应拟订行业自律公约，以签字的形式加入，同时对参加签约的机构设立一个“门槛”，以确保公约的严肃性，提高签约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本报记者周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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