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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留心观察，无论在哪个中心城市，人们都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人群：他们手举着写有“冤枉”之类的白布条，带着
铺盖卷甚至锅碗瓢盆，簇拥在政府机关或执法部门的大门口，甚至“安营扎寨”，随时准备“出击”。
无论是白发老者还是落魄青年，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憔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我们走进了这个“上访族”的
隐秘世界。
“上访族”住哪里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有一家小招待所，原来住的大多是附近医院的陪护者。但是，由于招待所紧挨着河北省公安厅以及
其他机关部门，加上住宿价格比较便宜，便逐渐成为“上访族”集中居住的地方。
招待所狭小的房间里摆着6张上下铺，共有12个床位。来自承德的上访者李贵荣告诉记者，尽管这里一天只收5元
钱，也不是“上访族”能够住得起的。他们大多住在火车站，或者住在一些将要拆迁的破房子里，有时干脆就在信访办附近露
宿。只有实在冷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不得不花点钱住店。
大部分“上访族”的生活来源是靠捡易拉罐、酒瓶子、破报纸之类的垃圾卖钱，有时候也伸手讨点零花钱。实在没辙
的时候，还到卖面条、馄饨、稀饭的小地摊旁边讨一些残羹剩饭。
27岁的王燕子也是上访者，她要告医院没有确诊就切除了她的双侧卵巢。丈夫已经跟她离了婚，她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打官司，她不得不经常去歌厅和洗浴城做“小姐”。
“上访族”告什么
采访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上访者是不该成为“上访族”的。
一个叫田玉华的上访者说，丈夫3年前和她离了婚，法院在财产分割上偏袒前夫，将家中所有的粮食都判走了，“简
直就是不想让我活”。为了争回在她看来应当属于自己的财产，光是到北京告状就去了十几次，县市法院也做出了4次判决。
记者根据田玉华的哭诉算了一笔账，即使完全按照她所讲述的情况，这些财产加起来最多也就价值800元钱。
47岁的方物件是替他哑巴哥哥告状的。方物件身负重轭，种田为生，赡养着八旬老母和年近六旬的哑巴哥哥，还抚
养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998年，哥哥方哑巴去村外拾柴时，在邻村梨树林中被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还在肚子上扎了一
刀，在医院里花了好几千元，用光了方物件几十年的积蓄。
伤好以后，哥哥“认”出了“凶手”，却没有被法律认可，案件就这样拖了下来。方物件说，去年县里考虑到他们家
生活困难，救济了5000元钱，每月还给他哥哥60元生活费。可是，方物件还是不满意：“我就弄不懂，为啥我哥哥认出
凶手就不算数？我跑北京进省城，就是要把这事弄个明白！”
“上访族”如何产生
法学界人士认为，“上访族”的出现表明了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也表明法制的建立健全及法治的公正实施还没有彻
底落实。
我国的法律体制尚有不足，律师收费过高，开口就是几千元，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交不起高额诉讼费和律师费，只好上
访喊冤。
与此同时，由于案情复杂、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司法界不正之风等因素的影响，审理过程中时常出现各种各样的
错误，使得一些人对正常法律渠道失去信心。
此外，还有少数上访者不善于通过诉讼或者仲裁去解决问题，坚持认为只有上访才能解决问题。一些文化素质较低的
上访者遇事爱钻“牛角尖”，打“气官司”。哪怕是丢猪少鸡的小事，也情愿打上几十年官司。
当然，如果基层的行政领导在群众发生纠纷时，能够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矛盾化解，也就不至于使那么多人走上上
访之路。据3月25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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