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被指控从1995年至2001年，收受他人贿赂39次，共计人民币77万余元，美元4300元，先后14次支取公款10.8万元用于个人开支和送给亲戚朋友。应该说，在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中，张二江的级别不算太高，贪赃数目也不算太大，他之所以能迅速成为在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的名人，无疑更多地得益于他的好色淫乱。据他自己供认，他先后与107个女人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被他玩弄的女性中，既有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也有宾馆服务员、保姆，还有从街上带回去的“三陪女”。如此种种“令人发指”的情形与细节，自然会勾起人们的无穷想象与无尽兴趣。

　　3月21日《南方周末》报道说，“与钱相比，张二江收受的更多是‘性贿赂’……但在张二江被移送起诉的罪行中，却不包括上述内容。有关人士称，‘性贿赂’还属于司法领域中的灰色地带，现行刑法中没有相关条文与之对应。而‘性贿赂’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在一个案件中暴露得如此充分，还属首次，它应当引起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那意思大约是说，司法领域中不能长期对“性贿赂”视而不见，刑法中应当制定明确的条款，专门惩治像张二江那样以收受“性贿赂”为乐的腐败分子。

　　“性贿赂”并非一个新话题，至少去年就有人建议立法予以制裁。他们一再强调，不法分子利用美色或花费巨资雇佣妓女将党政领导干部拉下水，借此谋取不正当利益，其危害性和持续性有时甚至超过了财物贿赂，“是一种非常恶劣、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听那口气，大有“性贿赂罪”一天不设立，党政领导干部就一天也不能免于被拖下水的危险之势。其实，至迟从春秋时越王勾践将西施献给吴王夫差、《三国演义》中司徒王允将貂蝉献给董卓算起，中国历史上就不知上演了多少起“利用美色将干部拉下水”的悲喜剧。然而无论美色如何倾国倾城，无论干部在美色中沉溺得如何一往情深，本质上都属于干部的私生活，只要干部没有因此耽误正经事，他人就无权干涉，充其量也不过给干部扣上一顶“生活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如果干部被美色惑乱，随随便便就给美色背后的老板批一块地、搞一笔贷款，或者像张二江那样，一甩手就给美色封一个教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招生办副主任，那也只能怪干部自己太荒唐，太不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当回事儿。对于美色以及美色背后的老板，除了忍不住要痛斥他们的“无耻”、“居心叵测”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还能给他们挑出什么毛病来。

　　“利用美色”与“花费巨资雇佣妓女”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原则区别，即前者无需花费钱物，而后者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某老板派下属甚至自己的老婆去拉干部下水，如果他没有为此替干部支付任何费用，那么就属于“利用美色”的范畴(其间如果有强迫行为，那么该领导便有强奸之嫌，该老板便有协同强奸之嫌)；如果他为此向下属或自己的老婆支付了报酬，则与“花费巨资雇佣妓女”向干部进贡属同一性质。如果能查实相应的证据，那么该老板向美色支付的报酬，也就等于向干部行贿的费用，因此对他原本就可以按行贿罪论处。对干部而言，享用了该老板花钱雇佣的妓女提供的性服务，在犯下受贿罪(因该老板已经犯下行贿罪)的同时，还犯下了嫖娼罪，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支付嫖资，但因为接受了该老板的行贿，也就等于将受贿得来的钱物通过该老板之手作为嫖资支付给了美色一方。具体到张二江，他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与女人发生关系，作为回报，他或者给她们提干封官，可以定性为违反了干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属前面分析的第一种情况)，或者送给她们钱物，则可以定性为典型的嫖娼。总之，只要不法分子“花费巨资雇佣妓女”将党政干部拉下水的事实存在，证据确凿，完全可以对不法分子处以行贿罪，对妓女处以卖淫罪，对干部处以受贿罪兼嫖娼罪，根本无需额外添加一项“性贿赂”的罪名。

　　赞成立法制裁“性贿赂”的人士，其逻辑出发点其实并不新鲜，与传统的“红颜祸水”论、“女人误国”论如出一辙。在他们看来，党政干部原本是心地纯良、坚定可靠的，但有一帮不法分子整天像肉包子打狗那样一个劲儿地向他们发射“肉弹”，而干部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一长，哪有不心动之理？可见不法分子实在太可恨，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他们就没有想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干部们一个个果真都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不法分子就是花费成万上亿美元把历届世界小姐、世界超级模特都聘请来诱惑他、勾引他，恐怕最终也是白忙活一场。再说了，不法分子谁也不是傻瓜，如果干部身上没有利用价值，如果干部在享用了他提供的美色之后不能给他批一块地、帮忙搞一笔贷款，人家赔了夫人又折兵，难道吃饱了撑的？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对矛盾中，受贿者自身心太软、免疫能力太差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认真反思党政干部一个个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就能被拉下水，以及被拉下水之后为什么能够如此得心应手地全心全意为不法分子谋利益，而煞有介事地炮制一个什么“性贿赂”概念，我看这如果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无事生非，就纯粹是舍本逐末的多此一举！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