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南京3月29日电(记者戴袁支)正在此间参加“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经盛鸿教授和常务副主任张连红博士认为，南京栖霞寺首次向外界披露的断碑和寺志中有关抗战时期南京沦陷之初该寺难民收容所的记载，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添了新史料。

　　3月27日上午，记者向南京栖霞寺和尚正信提出，要考察一块与大屠杀史相关的断碑，正信将记者等人让进了方丈大院内。一块断为几段，落款处已遭毁，但主体尚完整、字迹清晰的《寂然上人碑》躺在毗卢宝殿与藏经楼之间的地上。

　　该碑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指南京)，(难民)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标点为记者所加)

　　记者是在引领日本东史郎声援会事务局长山内小夜子和“小泉靖国参拜违宪诉讼·四国原告”菅原龙宪、安西贤诚和释氏祥子，实地考察南京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旧址时，提出要看看此碑的。

　　该寺传真法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寺庙有些地产和储备粮食，救济难民动用了这些储备粮。该寺档案室徐业海也介绍说，当时寺庙供应难民用了100多万(市)斤粮食，除陈粮全部吃空外，社会人士还给了一些援助。

　　记者追问徐业海的依据，徐取来上世纪60年代由香港朱洁轩编撰、并在港出版的《栖霞寺志》，念了如下一段：“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糗……不足继之副逋，再不足地方士绅……为之募继”。

　　《寺志》还记载：“敌酋犹恐滋事生变，促解散；师抗严争，触怒顽敌。寺众惧祸及，谓师曰：‘从井自陷，智者不为，况寺财已出，曷不顺之？’师曰：‘释氏方便之教，普度众生。吾人暮鼓晨钟，孜孜穷年，现正面临考验，今兽兵塞途，凶焰未戟。此数万无家可归妇孺，既入慈悲之门，安可违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诸沟壑乎？’众闻师言，义肝为壮。迄至南京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

　　据《寂然上人碑》记载，寂然是江苏盐城东台木并茶市(今江苏南通市如东县木并茶镇)人，俗姓严，民国八年(1919年)受戒，“习禅定于镇江金山江天寺之大彻堂”，后至栖霞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十二日圆寂。在该寺祖堂，记者还见到了当年难民收容所领导人寂然的遗像。

　　徐业海介绍说，该碑是新中国成立前为纪念圆寂僧人寂然所立，原先堆放在后院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他们抬出来后，做了清理，拓了拓片。此碑和《寺志》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栖霞寺难民所的记载，至今未向外界披露过，也未见到相关的报道。

　　史料记载，1937年12月23日，丹麦人辛德贝格托德国人拉贝向日本使馆递交了由京特博士译为德文的栖霞山1.7万名难民的抗议书，然而日军从1938年1月4日至19日，11次闯入该寺，奸淫烧杀，抢掠财物。1938年1月25日由栖霞寺方丈起草，20位知名人士代表难民签署了一份题为《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信件。德国人克勒格尔也记载了日军在此杀人、强奸和破坏、抢走寺庙佛像，虐待和尚的暴行。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京特，其侄女安尼塔·京特至今还保存有栖霞寺难民营3幅照片的原件。

　　今天，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经盛鸿教授和常务副主任张连红博士认为，断碑和《寺志》记载了沦陷之初该寺难民收容所的主持人、建议人、协助人以及所收容的难民人数、时间和供给情况，记载了难民营负责人的生平，记载了侵华日军的凶残和寂然和尚与敌抗争、保护难民的决心，且能与几位外国人的记载和所摄照片相互印证，真实可信，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新添了两份珍贵的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刘燕军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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