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闫修彦 梁克毅 黄熹 罗焕灵 图／本报记者叶健强

　　两年前，本报派出六名记者到广州三元里等火车站周边地区“卧底”暗访治安状况，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出租屋藏污纳垢大揭秘”的系列报道一经推出，舆论哗然，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两年过去了，三元里一带的治安状况有没有根本好转呢？近日，本报派出的五名记者，扮成打工仔、学生哥，再次暗访三元里。今天刊出的是记者“卧底”五天的所见所闻。

　　一探出租屋：身份证？没有想租屋？没门

　　左图：治安好了，来租屋的人更多了

　　三元里牌坊里边的街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房子出租，租房信息就写在贴着红纸的纸板上，从楼上用绳子吊在半空，随风摇摆，成了三元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沿着三元里狭窄的小巷，我们一路走过去，按照红纸上的信息打电话、按门铃、看房子。由于事先只带着一个外地的身份证，牌坊门口摆放着的一块“敬告”牌多少让我们有些担心：“本村已经实行小区化管理，凡进入本小区的居民，请带好身份证和暂住证，以备检查之用。”

　　东华里外街19号，一间带阁楼的屋子。

　　“哪里人？”“安徽。”“干什么的？”

　　“找工的。”“身份证看一下。”“下火车的时候被人偷了……”“被人偷了？”房东上下打量了我们足足半分钟，奇怪的眼神让人浑身不自在。“没身份证不能租房！”房东口气中不带丝毫商量余地。

　　三元里大街六巷6号，女房东带记者上了二楼。

　　这回记者转换一种策略——主动说明我们只有一个人有身份证。“只有一个身份证？”女房东扭头盯着我们：“算了！”随即将我们“赶”出了门。

　　连续十几家，不同的房子，不同的屋主，同样的经历，同样的结果：没身份证不行，两个人只有一个身份证一样不行！看来牌坊门口的那块“敬告”牌还真不是“摆设”。

　　最后，我们找到一家叫“平英新村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的中介，佯称只有一个人租房，另外一个是本地人，帮忙来看房的。自称要租房的那名记者同样也遭遇了“哪里人？干什么的？”式的盘问，在与中介的对话中，我们终于明白，通过这两句简单的问话，屋主能确定租房者的身份，以决定是不是把房子租出去。

　　中介带我们看的房子位于三元里大街5巷14号，房东伍婆六七十岁了，她悄悄地问中介：“这两个后生仔是哪来的，做什么的？”

　　看过房子之后是一系列很正规的手续：中介给我们写了一式两份的“租房协议”，上面详细记录下记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房租和一些其他事项，让记者和伍婆分别在上面签名。

　　就这样，我们租到了位于六楼的一间房子，在三元里落了脚。上楼前，伍婆特意叮嘱记者准备两份身份证复印件和四张照片，因为很快街道就会通知我们去办暂住证。

　　二探治安网：巡逻又跟踪百密无一疏

　　三元里村范围很小，只有5.6平方公里。但三元里却很复杂：十几条街，百多条小巷。我们每天就沿着这些小路“巡逻”———为了完全看清楚三元里的真实面貌，我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巡逻”计划：每次巡逻都要走遍全村所有的街巷；以两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四天时间内要保证每个时间段都“巡逻”过。

　　迷宫般的道路使得迷路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条走出迷宫的“捷径”———只要我们耐心等上三两分钟，或者索性闭着眼瞎转两圈，准能碰到正在巡逻的保安。三元里的人似乎都睡得很早，晚上11点村里已经没什么灯光了，保安们就拿着长长的手电筒在巷内巡查，即使在两三点钟的深夜，也总能在漆黑的小巷里见到手电筒的灯光。

　　3月27日晚上11时，记者又到了“巡逻”的时间。刚出巷口，就发现前面有三个保安在走动。“这么晚了，他们会不会只是例行公事？”我们突发奇想，“跟踪”他们！但“跟踪”只维持了一分多钟就结束了——转过两个巷子之后，保安在一扇乳白色的铁门前停住，按门铃，几句问答之后，一名看起来像房东的中年妇女下来了。“三楼住的搬走了吧？”“是啊，前天走的。”“现在有没有住人？”“没有。”“开门让我们上去看看。”保安上楼去了。

　　“跟踪”宣告失败，但我们的内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们的所见所闻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的存在。

　　3月28日，是我们与房东伍婆约好去办暂住证的日子。上午10时，伍婆在广州某医院工作的儿子特意请假回来了———因为街道规定，办暂住证必须是屋主和租客带齐手续一起去。

　　“管这么严？不是很麻烦？”记者故作惊讶地问。

　　“管得严好！”劈头而来一阵激烈的反驳，“陪你走一趟我自己都放心。来，身份证让我看一下！”没想到这句问话居然引起了他的怀疑，记者连忙将身份证递上。

　　“管得严当然好了。”确认我们的身份证没问题后，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以前不管的时候，乱七八糟，吸毒的蹲在街边打(针)，打架的站在中间打(架)……那时，没事我们根本不敢回来住，回来收租时连气都不敢多喘。”

　　“现在好了，干净多了。”他长长出了一口气。“上面把那些乱搞的人都赶出去了，把这里搞干净了，我们高兴，当然要配合上头了。”

　　记者默然，一阵暗喜。

　　三探“站街女”：腿软走穷巷惊叹无所获

　　“……倚在每户楼房门前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卖笑女子……”

　　———摘自2000年本报出租屋报道

　　3月26日晚上8时15分，晚风迷离，我们到三元里后的第一个夜晚，听着从窗外飘进来的小贩的叫卖声，浮上脑海的，却是本报曾报道过的那幕“娼盛”景象。

　　从我们居住的三元里大街一路走来，无数深不见底的小巷一次又一次勾起我们的好奇，但只有宁静回应着我们———静，太安静了，小巷里的行人很少，听到的只是从门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的声音。

　　很快，三元里大街的32巷走到了头，匆匆的路人、小餐馆里的食客、士多店里买香烟的打工仔……什么人都有，单单不见了以前随处可见的“小妹”！

　　凌晨1时半，我们不“死心”，再次整装出发，穿过万籁俱寂的三元里大街后，依然一无所获。

　　走得双腿发软的我们，在机场路牌坊后边小憩，这时一对靓女结伴从牌坊外走进来，我们立即尾随“跟踪”。只见她们双双走近一栋4层楼房，接着，是铁门开启的咯吱声，马上又被重重地关上了。这时，一名自称来自湖北的摩托搭客仔凑了过来解开了我们的疑惑：这些靓女都是在附近娱乐场所上班的，现在是下班的时间。

　　四探“白粉仔”：威严无声说道友无影踪

　　右图：三元里抗英大街旺而不乱

　　“‘三条七’常从梦中惊醒，周身冷汗，他实在担心自己的毒瘾会传给即将出世的孩子……”

　　———摘自2000年本报出租屋报道

　　这曾经是本报记者笔下对一个三元里“白粉仔”的素描。三元里不见了“小妹”，那些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吸毒、贩毒的“粉友”如今安在？

　　5天过去了，不要说一眼就能分辨的“粉友”，就连形容猥琐的乞丐，在三元里的大街小巷里都难以遇到，这里似乎从来就不曾戴过“全国毒害重灾区”的黑帽子。

　　3月27日晚上，我们又遇到那个湖北的摩托仔，大家熟络起来，我们向他打听哪里能卖到便宜的“粉”，要不“摇头丸”也行，他闻言顿时变得很紧张：“很难弄啊！”说着还翻起手掌往脖子上一抹，做了个杀头的动作：“抓到了就是这样！”

　　在三元里抗英纪念碑的门口，高悬着这样一句：“政府忠告市民，不得容留他人吸毒、贩毒者，违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蓝底白字的标语牌，分明述说着这里的过去，强烈的反差和今昔对比，令人感到一丝诧异。如果说5天之前我们只能感受到“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这句话的豪迈，那么现在体会到的便是这句话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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