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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经历，一串故事，在刘丹的记忆中汩汩流淌……
本报记者林丹通讯员陈铁燕王建茂
图：刘丹与东帝汶独立运动领袖古斯芒在帝力合影。
天蓝色配红色的长方形勋章，意味着刘丹———珠海拱北边防检查站警察———在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警察部队服务了
整整一年。蓝色和红色的背后，是一串串为刘丹的人生添上绚丽色彩的故事。今年3月8日，刘丹正式回到拱北边检上班，那
些故事便像小河般轻轻地流淌出来。
广东派出维和女警
刘丹是中国派往东帝汶的第二批维和警察。1999年，刘丹被珠海拱北边检站派往北京参加全国公安系统出国人员
培训。不久，公安部首次派出维和警察，并在出国人员培训班中招募。报名的男生都考上了，但开始并不要女生。学习快结束
时，维和警察因办公室和家庭暴力调查等工作需要，突然急招女警，条件：英语棒，会驾驶。刘丹刚刚拿到驾驶执照，除了她
，班里再没有女生报名。2001年1月19日，刘丹抵达东帝汶执行维和任务。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警察中国派遣队中有五名
女警，其中三名比刘丹早3个月抵达东帝汶。五人中只有刘丹是地方院校毕业(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其他都是从警校出
来的警花，刘丹也是广东派出的唯一的女维和警察。
这个阿尤如此狂妄
刘丹第一次见到尤，双方就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尤突然走进刘丹的办公室，要求面见帝力警察总局局长，总局长正在与人谈话，秘书刘丹便请尤稍候。尤是从
联合国东帝汶民事警察总部警察培训学校来的。
尽管都是联合国维和警察，但各国派来的警察均着本国警服，42个国家1600多人的警服五花八门。尤穿在身上
的警服和标记刘丹从没见过，估计尤所在国家派出的维和人员不多，便心无城府地问尤：“你们派出多少人？”
尤语气傲慢：“虽然只有九个人，却是东帝汶最优秀的。”
刘丹看出尤的警衔很高，但仍心下嘀咕：这人怎么这么不客气？嘴上冲口而出：“可能只是你自己这样认为。”尤生
气了，霍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两人都不说话，气氛有些沉闷。一会儿，尤拿出一张大地图，有八仙桌般大，命令道
：“把中间这块给我复印下来。”这种语气令刘丹不舒服，她伸脖子一看，哇，那么大张地图，要复印的部分只有豆腐般大，
心想：虽然你官大，但在联合国大家都是平等的。于是答道：“这儿有复印机，你可以自己复印，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你这个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尤丢下一句话。
图：刘丹和房东的孩子们相处融洽。
冤家路窄再遇阿尤
当老局长任满回国时，刘丹听说接任帝力警察总局局长之位的正是尤———真是冤家路窄！刘丹心想：这下完了，我
是不是该考虑换工作了？维和部队确曾征求过刘丹的意见，希望她去为当地威望最高的一位政治领袖当保镖。刘丹很想一试，
但考虑到自己是近视眼，戴着眼镜不方便，才作罢。
尤自己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加班，是一个工作狂，他对别人也挑剔得近乎苛刻，文件上有小小皱折，他也会把脸沉下
。当刘丹第一次把会议记录交给尤时，尤立即拿出自己的“样本”，让刘丹照他的方法记录，不过，刘丹承认，尤的方法的确
更一目了然。每当有人打电话到局长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刘丹总是说：“Goodmorning！CanIhelpyou
？(早上好，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尤却不满意：“你应该加上‘这里是帝力警察总局，我是××’。”
尤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警察，上一次是在波黑执行任务。他的旺盛精力和工作能力令刘丹钦佩，她说：“或
许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吧，在他任局长期间，我的收获最大。在大选期间，东帝汶非常动荡，连警察局里都几次发生枪支被盗案
。联合国东帝汶民事警察总部要求所有行政人员都必须随身携带枪支，还专门派人抽查。当时，仅仅一个市场搬迁，就要派出
快速反应部队维持治安，他们全副武装，穿防弹背心，戴着头盔，拿着盾牌，连脚上都有防护甲。所以为了保证大选投票顺利
，帝力警察总局差不多倾巢而出，奔赴各个投票点警戒，局里只有我和一个副局长看家。我负责守着电台，随时将收听到的各
地情况报告局长，哪儿有骚动，就要马上调增人手，很紧张。我们把各投票点的票都押送入库，还得24小时守着。大选结束
大家都松了一口———这选票比黄金都贵。”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刘丹那样忍受尤，尤的狂妄自大、对他人的不尊重惹了众怒，
遭到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派遣队的投诉。因此，联合国东帝汶民事警察总部的新总监一上任就提前结束了尤的任期，将
他调回总部的培训学校。就在刘丹回国前夕，中国派遣队队长也因尤侮辱中国警察，而向总部提出抗议，要求尤道歉。
图：刘丹与帝力警察总局的同事们。
美丽风光无暇流连
街上跑着破旧不堪的中巴，车头上挂满了人，车顶坐着人，车门口还站着几个。
这幅街景在刘丹刚到帝力时便映入她的眼帘，但是，她说：“东帝汶的风景很美，椰风蕉影，很原始，很自然。由于
接近赤道，日落时景色变幻万千，随便照张相就能做明信片。如果不是那么多暴力和贫穷，那里会是很好的度假胜地。”
尽管刘丹对东帝汶的风光留下美好印象，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多少时间，更没有心情享受这种美丽，他们要连续工作30
天才能休息6天，工作时间，精神高度紧张。“我们不敢单独外出或步行，维和部队的士兵早上跑步都得背着枪。”一次，刘
丹开的警车在街上与一辆中巴对开而过，突然听到一声脆响，刘丹知道：中招了。回头看去，果然玻璃全碎了。
房东女孩帮手杀鱼
在东帝汶，一两个女孩子单独住是很不安全的，中国派遣队的警察总是男女几个人一起租下一套房。但是想找能有片
瓦遮顶的房子还真不容易，印尼撤出时，许多房子被烧成灰烬，或只剩下四面墙。一位澳大利亚老板在帝力开设的酒店，实际
就是铁皮棚，就这样，一间房一天的租金要400-500元人民币。刚到东帝汶找不到房子，刘丹在这铁皮棚里住了好几天
。一年之内，刘丹搬了三次家，最后才与六位男同事住进了罗娜家，刘丹单独住带洗手间的一间房，六位男士两人一间。
罗娜是个13岁的小姑娘，在八个兄弟姐妹中她最漂亮。罗娜的父母在东帝汶是有修养的中产阶级，父亲在政府工作
，母亲是教师，因而八个孩子都能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罗娜的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在澳门大学读书，罗娜排行老五。她最喜
欢蹭到厨房，看刘丹做饭，刘丹向她学东帝汶语，她向刘丹学中国话，她对中国充满好奇，总是要刘丹给她讲中国的事，告诉
她中国的小学生学什么。有时，见刘丹不会杀鱼，她会很乖巧地帮刘丹把鱼杀好、洗净。罗娜一家都很喜欢这七个中国来的维
和警察，几个小家伙会帮着中国警察洗车，清洁房间。
急救药箱大派用场
东帝汶的卫生条件差，当地儿童的死亡率极高。罗娜他们说起邻家哪个孩子死了，那口气极为平淡，就像死只小猫小
狗一样平常。药品在东帝汶十分珍贵。而中国派出的每一位维和人员身边都有一只急救箱，公安部装备局为他们配备了指南针
、行军床、蚊帐、防弹衣和急救箱，里面纱布、手术剪、酒精、蛇药、治疟药、感冒药、肠胃药……只要能想到的都装了进去
。临行前，每个人都打了八种预防针。在为刘丹他们饯行时，公安部装备局刘局长很诚恳地说：“我们尽量考虑周全，如果还
有什么遗漏，你们出去后发现了千万别客气，说一声，我们马上给你们配。”这很让刘丹自豪：“中国维和警察的配备可能是
最齐全的，令许多人羡慕。东南亚某国派出的维和警察，连配备的武器都得自己掏钱买。”
最是大派用场的就是那只急救箱。罗娜的母亲病了，只是感冒，刘丹给她一些药，或许是很少吃药的缘故，第二天就
好了，高兴得马上拎一串香蕉来表示感谢。不久，罗娜大姐的儿子又病了，忽冷忽热，大家琢磨着他是得了疟疾，从药箱里翻
出抗疟药，果然灵验。
同吃全羊开心唱歌
对于维和人员来说，要找到比较好的食物也是个问题。刘丹刚去时，联合国给每个维和警察每天补助95美元(后来
又有所下调)，但吃住自付。东帝汶没有什么工业，农渔业也处于很原始的状态，虽然渔业资源丰富，但没有人出海捕捞，当
地人仍然像原始人那样用鱼叉叉鱼，运气好可以多叉两条，拿到路边卖。因此，东帝汶的副食品奇贵，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是
进口的，几根葱折合人民币16-24元，一棵白菜差不多得30元人民币。一次，刘丹他们花几十美元买了一只全羊，请罗
娜一家一起做，一起吃，各做各的风味。孩子们高兴坏了，他们聚在一起，唱起了当地的民歌。因为，即使照罗娜家的生活水
平，也很少吃肉。
刘丹说：“东帝汶人虽然生活得很苦，但他们很会生活，爱唱歌。周末，常常见到当地人全家去海边游泳，晚上，年
轻人就会在路边弹着吉他唱歌。”很多时候，歌声就表达着他们的感情。住在罗娜家的七位维和警察中，岁数最大的是一位山
东大哥，说起话来山东味很重，居然被罗娜家的孩子们学得维妙维肖。罗娜的兄弟不知怎么记住了山东大哥的生日，那天晚上
，他悄悄地在门外弹着吉他唱了一首《生日快乐》，将那位山东汉子感动得一塌糊涂。
赠送围巾绣着名字
刘丹他们要走了，罗娜的母亲给每个人送上一条当地产的手工编织围巾，每一条上面都绣着他们的名字。
今年2月19日，刘丹结束了一年的维和生涯，26日回到北京向公安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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