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5赴韩游客失踪”事件中离奇失踪的43人，因为其签证有效期为30天，目前还不能被正式定性为“非法滞留”。然而已经有足够证据可以判断，这是一起有组织的“偷渡”。

　　与“越洋偷渡”的高风险相比，“伪装入境”的偷渡方式对偷渡者而言，虽然容易引起注意，但肯定来得相对安全和廉价。而让旅行社头疼的是，在这种更为高级的偷渡方式中，他们被动地充当了相当于“载体”的角色

　　在开放旅游市场与可能导致偷渡之间的两难困境，曾经让许多国家大伤脑筋。

　　2000年9月，日本在与中国经过长达3年的谈判后正式开放入境旅游，但为最大程度上防范可能出现的“非法滞留”，中日双方从审批到接待各环节上制定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尽管如此，仅一个月后，一名来自广东的游客就在东京商业区神秘消失，这桩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件几天后被日本运输省大臣森田认定为“偷渡”。而随后两个月，失踪人数仍在增加，又有两男一女三名游客先后不辞而别。短短三个月，中国公民赴日观光的失踪率上升为5%。

　　“作为亚洲主要的非法移民流入国之一，日本的偷渡成本大约是250万日元(约20万人民币)。”社会学研究者田伟博士在向记者解释这几宗偷渡事件时说，“摒除操作的难度系数这一因素，以旅游渠道进行的偷渡，成本可以大大减少，旅游费加上保证金只要100万日元就够了。当然，这种偷渡方式需要精心准备的‘假护照’以及有组织的接洽，这些都更依赖于一套已经成熟的集团运作网络。”

　　这一判断在“3·15赴韩游客失踪”事件的许多构成要件上得到印证。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如果30天还找不到失踪人口，这将成为到目前为止以“伪装入境”方式非法滞留外国人数最多的一次“成功偷渡”。田伟分析说，“可能还刚刚是个开始”。

　　据韩国警方透露，这失踪的43人中有28位男性、15位女性，年龄均在30～40岁之间，“都是以教师身份、休假理由去韩国的，但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是工人。”“所持护照均为假护照。”汉城警方的一位官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记者，仁川机场所处的永宗岛只有一条高速公路与大陆相连，需要乘公交车或者专车才能离开，43名游客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逃离警方的封锁范围，应该有当地的非法组织接应。“我们已经查获了一些这样的组织，有韩国人，也有在韩国的中国人。”

　　采访中，记者得知的另一些事实也显示了这一起集体偷渡事件中跨国性质的组织介入其中的痕迹依稀可辨:这些来自国内不同省份的43名游客的所有虚假材料都由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公司提供。

　　“在世界杯所创造的‘旅韩热’中以旅游者身份偷渡韩国可能对多数偷渡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机会和诱惑。”一位韩国记者向记者介绍现状时说，“在韩国，类似洗碗的工作一个月的收入是七八千人民币，虽然汉城物价是北京的3倍，但比较下来，收入至少要高于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农村。”

　　一个现实的影响是，以这种方式偷渡韩国的人数开始逐渐上扬。记者从仁川机场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了解到，近一个月内入境的中国旅游团体游客数量为4000多人，其中已经有144人滞留韩国。2月5日，由沈阳出发去韩国的中国学生旅游团119名成员中的41人留在韩国，3月8日，14名中国游客入境，12名从住地逃离，不见人影。“3·15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偷渡:旅行社的“风险系数”

　　到发稿时为止，记者从韩国出入境管理事务所了解到，韩国官方“已向驻华大使馆等驻外公馆要求强化对团体护照发放的审查。正在推进取消逃离人数多的旅行社‘专门(面向)中国旅行社’资格的方案”。

　　以“中介角色”出现的旅行社虽然从法律角度不具备审核游客身份的权力，却仍然不得不为“漏放偷渡者”的风险结果承担经济责任。2002年3月28日，中青旅的市场总监胡华明向记者证实，中青旅已经被停办“韩国游”6个月。韩驻华使馆还抽查了去年10月期间中国各经办韩国游的旅行社的游客在韩的滞留率，中旅和妇女旅行社由于旅客在韩的滞留率超过8%，分别被罚停办1个月。

　　风险损失很难直接估量。这半年正是韩国游的黄金时间。中青旅错过了五一、世界杯和十一假期，其中损失了世界杯赛期间的经办资格是中青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中青旅在出事前已经接下了麦当劳、可口可乐和雅虎等国际大公司组织的客户团，还为五一和世界杯期间的旅游高峰包租了5家专机。

　　而业内人士分析，对中青旅这样的大旅行社来说，更大的损失可能是声誉上的。而问及此次游客失踪的更多细节，胡华明不愿详细透露并一再强调，中青旅是上市公司，必须保持谨慎态度。

　　让绝大多数旅行社困扰的是，旅游旺季往往会被普通旅客和偷渡者共同选择，而对高效益下随时可现的高风险，旅行团却防范乏力。

　　押金制度是目前国内旅行社中间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许多旅行社都要求，来自敏感地区，如东三省、山东等朝鲜族聚集地，以及来自中小城市首次出境的游客交付押金，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北京地区经营韩国游规模最大的神舟国际旅行社的要求更为严格，非北京的游客都要交付押金，除非能提出良好的出境记录或是公司担保。

　　然而对于早已将这一成本计入偷渡费用的偷渡者来说，押金的约束微乎其微。几乎没有更为有效的制度防范。

　　“许多时候要靠我们仔细观察，我带团的时候，一开始就观察客人。”神舟国际旅行社韩国部的副经理陈栩这样向记者描述这种原始的防范办法，“有问题的游客一般都会有些与众不同，很紧张或者其他一些微妙的表情，你要注意观察，他们带的东西特别少”“安全起见，我宁愿自己看错了，也会先收去他们的护照。”

　　陈栩说，对可疑的人，旅行社在入境时会通知韩国驻华使馆注销某个签证，使其不能入境，“如果是旅行社主动提出的，我们自己要承担双倍赔付的损失”。

　　国家旅游总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还没有建立旅游信用监管制度，发现和防止有滞留倾向游客的责任都集中于旅行社身上，“旅行社的压力确实很大”。

　　全国目前有67家旅行社有经营韩国游的资格，今年的竞争会相当激烈。而像神舟国旅这样的大社在北京一地就包揽了15000多人，一些中小旅行社的生存空间可想而知。记者了解到，许多旅行社一个月组一个团都很困难，这种情况下，数额不小的押金对这些薄利经营的小旅行社来说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背景

　　偷渡者的“仁川登陆”

　　“3·15赴韩游客失踪”事件再次让这一地点被注意:仁川。

　　仁川是韩国有名的海港都市，仅次于汉城和釜山，是离中国最近的韩国港口城市，货运和客运都很发达，有很现代的仁川机场。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通过仁川从海上进行的交流不断，游客往来频繁，而因为仁川有世界上最大落差的潮汐，落差达几十英尺，从而使几百上千万年淤积的烂泥形成了几十公里的滩涂，仁川因此被多数的早期偷渡者作为飘洋过海的一个登陆口岸。

　　这也成为中国人偷渡韩国的主要方式。而以“伪装入境”方式偷渡到韩国的，通过国际航空或国际海运线路也会首先到达仁川，再从仁川分散到韩国各地。对偷渡者来说，仁川扮演着重要的地理角色。

　　据了解，现在采用偷渡或者伪装入境手段驻留韩国的中国人大约有20万人，其中约15万人是朝鲜族，5万人是汉族。在这15万朝鲜族人中，有一半以上属于非法滞留。5万名汉族人中，也有一些是通过合法打工入境，然后逃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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