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青藏高原缺氧,但是不缺精神;青藏高原海拔高,但曾经上过那座高原的人的境界更高。是英雄,都期望在那雄伟的高原留下自己的身影。

　　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的修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将自己的身影留在青藏高原。

　　2001年7月14日,甘肃省地勘局第三地勘院院长缪树德和副院长黎志恒一行来到青藏高原的沱沱河,在那个下午,他们下决心参与青藏铁路的建设——在青藏铁路沿途各站进行水文地质勘探,为青藏铁路勘探水源。

　　2001年7月27日,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委托甘肃省地勘局第三地勘院进行青藏铁路格拉段水文地质勘探合同在兰州签字。

　　在其后的3天里,青藏铁路水文地质勘探指挥部成立。地质技术人员随即进入青藏铁路各设计车站点进行现场踏勘,并确定钻探施工孔位。

　　一个星期后,青藏铁路水文地质勘探指挥部组建10台钻机开赴青藏铁路沿线各设计车站水文地质勘探施工点。

　　从2001年8月1日到2002年1月4日,他们共完成分布在21个火车站的水文钻孔36个,总计进尺2387.8米。其中有27个孔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和冻土层段。

　　与此同时,在海拔5100米的风火山完成了新增风火山隧道测温孔的钻探任务。

　　在青藏高原150多个日日夜夜里,150多名地质儿郎让他们的钻塔高高地耸立在青藏高原,谱写着他们在风雪高原的英雄史诗。

　　与死神相伴

　　体重85公斤的工程师裴琳杰刚一到格尔木就让强烈的高原缺氧症给放倒了。他到格尔木的那天下午,感觉身体不舒服,饭也不想吃,心跳加剧,体温达到39℃,等同事们把他送进医院,大夫一看也吓了一跳,说是明显的高原缺氧症,赶紧让吸氧,打针退烧。稍一好转他就出了医院。结果第二天再次发烧,还出现了昏迷,赶紧又送进了医院。

　　邓喜涛所在的六号钻机在小南川施工,此地的海拔3700多米,但因为大多数人是初次进入高海拔区施工,加上环境、气候恶劣,不算太强烈的高原反应也使职工们饱受其苦。和邓喜涛同住一个帐篷的是一个武威小伙子,他说有些感冒,邓喜涛就让他吃了一些药睡下。晚上12点以后,武威小伙咳个不停。虽然他们在培训的时候知道感冒加重后会导致肺水肿,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肺水肿患者,对肺水肿缺乏认识。第二天早晨起来邓喜涛见那个小伙子已经开始吐血,就赶紧让他起床。小伙子爬不起来,邓喜涛扶着他走了几步就又吐血,一头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时刚好有一辆车没有熄火,他们马上把小伙子送到两公里外的铁十二局急救站,大夫一看属典型的肺水肿、肺气泡出血,需马上输氧。等输完氧气和液体后,赶紧转到格尔木的大医院进行治疗。到了格尔木后进行急诊,小伙子总算保住了命。

　　青藏高原高海拔、含氧量稀少加上低温和多变的恶劣气候,许多在平原地区不易察觉的疾病在这里都会被诱发。在5个多月的施工过程中,有30多人因患病或不适应环境,陆续从高原上撤了下来。

　　有人说:在青藏铁路线上施工,死神时刻在注视着我们,死亡常常伴随在我们身边。

　　感冒药当饭吃

　　感冒药、氧气袋和大蒜成了上青藏高原的三件宝。所以,每个机台都配有氧气袋和一箱药,大蒜则是自己带上些。经过几天的适应环境,如果没有大的反应,一般情况下是不用氧气的,但稍有不慎感冒头疼是不可避免的。在高原缺氧区,千万不敢小看感冒头疼,如果得不到及时医治,就会导致肺水肿或者脑水肿,那将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感到有些头疼,便赶紧吃药,不敢像在内地一样硬扛着。所以有人说,不吃饭可以,千万不可不吃药,那时感到吃药比吃饭重要,而且药比饭吃得多。一个机台十来个人,一大箱子药也架不住吃,后来有人发现吃蒜更好,不但能治感冒头疼,而且还能预防感冒头疼。于是,吃蒜便如吃零食一样,有事没事就去嚼大蒜,结果大蒜熏得大家都不敢面对面说话。

　　邓喜涛负责3台钻机的施工,90多天没有吃过蔬菜,当他感冒时钻机上配的药也吃完了,他只有不时地吃蒜,结果那感冒硬是让他吃蒜吃好了。

　　九个指头驱车九百公里

　　陈传玉师傅是一个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了,在手指骨折的情况下,连续驾车48小时,在高原上创造了一个神话。

　　小南川水文勘探孔完成后,开始向当雄转场。那一天是9月16日,曾经给他们下马威的小南川又是下雨又是刮风,还不时地飘一阵子雪花。下午5点,装车抬钻杆时,陈师傅左手无名指不小心被砸伤,当时他以为是指甲盖被砸,也没有十分在意,依然和大家一起往车上装设备。那时天太冷,大伙的手几乎都冻麻木了,或许是因为冻,陈师傅就忘记了他那被砸的手指。直到当天夜里2点,他驾驶着满载各种物资的车辆向当雄出发。没有走多长时间,一阵刺骨的痛让他出了一身汗,他这才记起自己手指被砸的事。疼痛不时袭来,当时再没有人会开车,况且是在青藏高原,而且又是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车还得由他开,好在是左手,他咬着牙还能坚持。第二天下午7点多赶到安多,这时手指已经发黑,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陈师傅,用了一点红花油,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草草休息了一夜。第三天继续出发,赶到当雄时已是下午6时许,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到当雄县医院治疗,经过拍片后发现无名指骨折,医生立即给予治疗并打了石膏。

　　从他的手指骨折到进行治疗,其间整整48个小时,一路行车900多公里,让同事们感到后怕。而陈师傅在事后说,当时觉得问题不大,再加上青藏高原气温很低,受伤的左手无名指处于半麻木状态。再说那也是一个指头的事,不是还有9个指头吗?

　　生死风火山

　　荒凉而又雄浑的风火山犹如死亡之地,横亘在青藏高原上。

　　1954年冬,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来到青藏雪域高原,看到山体裸露、一片赤红、寸草不生的风豁山时,感叹地说:“这哪里是风豁山,简直就是‘风火山’”。

　　青藏铁路线要想通过风火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隧道。而风火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1334米,其洞口海拔高达4909米,冻土层厚度为150多米,覆盖层最薄处不足3米。年平均气温为零下5.2℃,最低温度为零下37.7℃,常年冰雪覆盖。含氧量不到内地的40%。隧道地质构造特殊,集含土冰层、饱冰冻层、富冰冻层、薄冰冻层、砂岩泥岩等各种地层为一体,其中含土冰层带的土质含量仅为15%—20%,这样的构造因为冻土在开挖时极易融化成泥浆而导致隧道崩塌。因此,风火山隧道被专家们称为“隧道禁区”。

　　而要想科学地掌握风火山隧道的地质构造,尤其是获得此处冻土层的数据,就必须在风火山顶钻探一个测温孔。这个钻探孔由铁道部直接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又在地质条件非常复杂的风火山,整个钻探过程几乎是在冻土层进行。测温孔又在山顶之上,施工点海拔为5105米,为青藏高原第一高海拔施工点。面对如此的施工条件,当时在整个青藏铁路建设线上想取得施工的队伍无一不望而却步。也许正是因为这样,风火山测温孔的施工期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施工期。

　　时间已经到了9月份。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想到了正在施工水文勘探孔的这支队伍,开始时身为青藏铁路水文地质勘探指挥部技术负责人的余志山也不敢接受这一任务,但他又想试一试,便打电话向黎志恒请示,黎又和院里的领导商量后,拍板接受了这一任务。

　　9月17日,余志山、张江苏等人前往风火山隧道地区进行钻机车辆通行及施工踏勘,并于当晚将踏勘情况向黎志恒进行了汇报。9月18日,风火山隧道测温孔钻探施工通知书下达。工程指挥部决定将样板机一号机台调入现场。

　　109国道线距风火山山顶直线距离约1000米,但车辆无法进入现场,钻探设备需要人力搬运。他们组织了12名工人和50名民工,将用3辆康明斯拉来的钻具管材和后勤保障物资分解后依靠肩扛人抬,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努力,终于搬运到山顶。

　　这六天六夜彻底击倒了这些强壮的汉子们。先后有两人因严重的高原反应,一个被送回兰州治疗,一个在格尔木住院治疗。

　　人的生活离不开水,钻机要转起来,需要更多的水,但风火山附近没有水,钻机要用水,先用运水车从沱沱河拉来水,再用人力抬到风火山顶钻机现场。后来沱沱河已经封冻,便到离沱沱河20多公里外的开心岭拉水,再后来到更远的雁石坪拉水,最后就到纳赤台的矿泉水源地拉水,往返一趟是600多公里。每天有12名工人往风火山的施工点抬水。

　　那是在海拔5000米的山坡上抬着一大桶水在行走呵!两个人抬一桶水,走一步歇一步,再喘一会气,而且风火山上风特别大,人在半山腰经常就被风吹倒。山大坡陡,300米的距离,抬一桶水要走4个小时,即便这样,水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冻成了冰块,用的时候只好用汽油桶加热化冰。

　　不但水要加热,即使钻井时所用的泥浆也要加热,而且要不停地加热,只要一停泥浆马上就成了冰块。钻机也不敢停,一停钻杆就会冻在井台上,只有用喷灯烤。

　　面对风火山的风雪奇寒,帐篷好像不起作用,生的火炉似乎也不起作用。晚上睡觉只有两人合盖两床被子,抱得紧紧的。最让人揪心的是测温孔打到60米时出现卡钻事故,要命的是风火山的温度太低,钻杆冻住拔不出来。指挥部立即向负责设备的尚小龙副院长求救,尚当即决定从甘南合作运来反丝钻处理事故。

　　11月16日,昆仑山地区发生8.1级地震,风火山隧道测温孔钻探施工受挫,其后发生卡钻事故,隧道施工停止。指挥部当即决定调两个经验丰富的机长上风火山测温孔联合指挥作战,同时派一辆水车一辆大车,全力保护风火山的供水,并要求在2001年12月30日前竭尽全力结束风火山测温孔的钻探施工任务。

　　12月23日,一号机台终于完成了风火山隧道测温孔的钻探施工任务。总进尺115米,孔内下温管113米,并测了孔斜,所取岩芯通过了铁一院技术人员的现场验收。

　　这口深度115米的测温孔,在青藏高原的冬季,他们整整打了3个月。

　　天寒地冻送水样

　　在青藏铁路沿线各车站进行水文地质钻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采取岩芯、土样和水样,并把这些岩芯、土样和水样保管好,带回兰州进行化验,测定岩石的水理性质和颗粒组成,测定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及气体成分。所以说这三样东西是钻工们的命根子,如果把他们搞混或者弄丢,那就等于他们白干了。岩芯和土样好保存,只要编好序号,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最要命的是水样,取好的水样装在塑料桶里,塑料桶不怕摔,但在青藏高原那样的环境中,最怕冻破或者磨破,导致水样不够量或进入其它成分。有一个机台专门从拉萨买了一台冰柜存放水样,以防发生意外。

　　2002年1月5日,李国旭和邓喜涛护送十几个水文勘探孔的水样回兰州。那天晚上他们住在那曲,他们知道那曲太冷,就把70多桶水样从车上搬到招待所值班室存放。第二天早晨起来,见水样没有冻还挺高兴,但等把水样搬到车上准备开车时,司机才发现风挡玻璃上结了一层结实的冰,他擦了一阵子也擦不下来,就找了一把小刀轻轻地在玻璃上刮了一个洞,刚好让司机从那个小洞中看路。好在冬天的109国道车少,开车没有多大的难度,再说车上有水样,怕把水样桶磨坏,他们的车也开得很慢。中午12点多了,风挡玻璃上的冰还没有化,车里更加冷了,人冻得缩成一团。中途下车吃饭时,一个扶着一个总算进了饭馆的门。吃了些饭,人也暖和些了,他们就又担心那70多个水样冻裂。李国旭后来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时说道,那时真是想着,把人冻坏了都可以,千万不能把水样桶冻裂了,那是花了200多万元和弟兄们用血和汗换回来的呵!好不容易到了格尔木,他们一下车先把水样桶搬进房子,心才放进肚子。

　　到了格尔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用邓喜涛的话说,这只是万里长城走完了第一步。从格尔木到兰州,气候毕竟好一些,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到大柴旦时,他们的车坏了。大柴旦是个小镇,好不容易找了个修车点,结果修了五六个小时都没修好。李国旭觉得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又会出什么事情,便决定租辆车送水样回兰州。从大柴旦到兰州,车不停地跑了17个小时。当到河口看见黄河时,李国旭长出一口气,人就瘫在车里了。

　　本报通讯员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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