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

　　那些在贿赂案件中穿梭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为其牵线搭桥、介绍贿赂的人，被称为“托儿”。浙江这个行当中的四个佼佼者，被新华社电讯戏称为四大腐败“名托儿”。

　　这些“托儿”中有地痞流氓、商界老大，也有娇色美女。除了大家早已熟悉的可以左右瑞安市不少中层干部调配、任用的“地下组织部长”陈时松，另一个比较典型的“名托儿”是“表姐”赵丽娟，她凭姿色招降了义乌市公安局长柳至多，成了公安局不上编制的“大姐大”，游走于黑道白道之间，做着无本万利的“生意”。

　　四大“名托儿”的“业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帮助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把手中的权力资源属性模糊了，甚至颠覆了。像原瑞安市委书记叶会巨之流的堕落，无异于人民政治资源的流失。他们手握的属于人民的权力，没有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方便了他们自己男盗女娼。在叶会巨们治下，连领导干部的调配、任用都由地痞流氓说了算，连公安局长都成了地痞流氓，这个地方还能有多少正义？人们还能有多少安全感？现代社会，是尊重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社会。但是叶会巨们的存在，只能成为践踏这些权利的因素。

　　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是一个经济大省。早在2000年，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居全国第四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第三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三分之一。人民生活的确好了，但人民生活水平提得再高再快，如果那一片土地上仍然存在着叶会巨们滋生的土壤，终究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人均GDP增长当然为我们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如果像沈阳市曾经出现过的那样，“投上神圣的一票”竟选出了一个黑社会老大刘涌当人大代表，能说这个社会全面进步了吗？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意义上的现代化，更应该是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不仅包含着技术理性的进步，更应该包含着价值理性的进步。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之间的协调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叶会巨们滋生的土壤会被逐步铲除，尤其是在那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有条件做得更好。

　　四大“名托儿”的存在，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一个地方物质文明的进步，只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为求得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多层次的努力。比如，受人们关注的全国首次统一司法考试，就是一种切实的努力。

　　也许，这就是“名托儿”的“价值”———为我们认识社会的进步，提供了鲜活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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