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

　　慕马案引发了沈阳政坛乃至中国社会的地震，按常理说，新上任以及继续留任的官员均当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 态度，深怀爱民之心，多思富民之策才对。

　　不料竟出现了“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官场风气，称之为“反腐败后遗症”。

　　反腐前的“幸福生活”和反腐后的“清汤寡水”对比迥然，一些官员由此产生巨大心理落差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所谓 后遗症暴露出了一种不无市场的官场心态：官不谋私，天诛地灭。

　　基于此种权力寻租的终极驱动，“不要钱”的潜台词就很明显了：不是不要，而是不敢要，时机问题而已。

　　老百姓碰多了这类软钉子，自然就会萌生一种心理：想办成事还得给钱，并且要偷偷地给；如果人家不要你的钱，那 可能因为人家觉得你“靠不住”(事后可能检举揭发)，这事多半办不成。

　　相信许多人会有类似共鸣。比如屡禁不绝的医生收病人红包问题，假如医生不收红包，你是不是会担心他不给你好好 开刀、好好麻醉？

　　一旦这种心理蔓延，被一个社会广泛认同，显然，这个社会的施政者是不可能获得人民的敬意的，遑论民望。

　　同时，秉公守法的好公民因为办事屡屡受挫，坚守的信心当然也会受到挑战，这就更关乎民风大事了。

　　从深层次说，沈阳“反腐后遗症”实际上提示：有必要寻找养廉的第三条途径，即在官员不违法乱纪的前提下如何保 证施政的公正和效率。

　　目前中国养廉更多的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惩腐养廉”，二是有限度的“高薪养廉”。尽管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调查显示反对加薪比例高达41％(主要原因是农民、下岗人员更需要钱，以及加薪可能增大机构改革人员精 简的难度)，但实际上自1988年以来连续五次加薪，许多公务员目前薪水与1999年相比已经翻了一倍。

　　关于第三个途径，尝试之一是引咎辞职，像广州、武汉都已提出今年将试行这个通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制度。

　　像南京根据万人评比政府机关作风罢黜相关负责人，固然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比如事关民生的部门遭受批评明显多于 务虚部门)，但显然也是“寻找第三条腿”潮流下的一种尝试。

　　要进一步保证施政质量，干部任命制的改革，公选、公推乃至香港即将推行的主要官员问责制都是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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