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人生第一份洋快餐

　　由于西单地区道路扩建工程，位于西单西绒线胡同的京城第一家快餐厅义利快餐厅昨天终于消失了，已经习惯了麦当劳、肯德基的孩子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快餐厅曾经是北京人吃到人生第一份洋快餐的地方，它带动了整个北京快餐业的兴起。一个老街坊唠叨着“拆了、拆了，前天还在这里呢。”把记者带到了一片已经围起来的废墟旁，除了前门脸，整个快餐厅已经辨认不出“义利”字样。站在这里，已经很难想见它往日的繁华。1984年4月20日，北京第一家快餐厅在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同志亲自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王蓬说，当时的日营业额可以达到6000到7000元，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是一个销售奇迹。

　　回忆：一顿美味的晚餐

　　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他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入口处，设有烟酒食品柜台和取饭菜柜台。柜台上方挂有饭菜的品种和价目牌，如汉堡包、热狗、三明治、西式盖浇饭等，顾客按牌点菜后可以在柜台自取饭菜。

　　创始：临危受命曾引争议

　　政府找到食品厂是1984年的春天，生活刚刚好起来的北京人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口腹之欲、身体舒适等，也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再加上当时首都北京，每天约有20万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吃饭问题是一难。正是洋快餐进入北京的契机。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配合旅游事业开展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找到有80年历史的义利食品厂，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带个头，让人们能吃到干净、营养好、合乎口味的快餐食品。“临危受命”，义利食品厂迅速派人考察了西欧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香港等地，最后决定与香港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在北京开办一家西式快餐厅。

　　有意思的是，当时洋快餐的引进还激发了人们的一些观念冲突，从街头巷尾到正式的会议场合，人们认真地讨论着：西餐是否合乎中国人的口味？20多元的价位是不是贵了点儿？中西式结合是否利于快餐的发展？一些专家学者还提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诸如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的同时，发展快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快餐的市场条件如何？消费者对快餐的反应如何？快餐在我国究竟有无发展前景？

　　为了说服对方，当时义利快餐厅的经营者甚至搬出了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证明饮食上也可以多品种经营。

　　展望：2000亿市场考验内功

　　以义利的“第一只螃蟹”为开端，短短的十多年里，快餐业就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发展。快餐的消费市场与供应市场已基本形成，在沿海与内陆的一些大中型城市、旅游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快餐已成为出差、旅游、商务往来等流动人口和工薪阶层、学生以及人们在外活动就餐不可缺少的一种需求。据预测，本世纪初，我国快餐产业增量(营业额)将达2000亿元。这是我国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中最大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利润单元，势必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营造出新的产业平台和新的产业梯队。在这个巨大的蛋糕面前，中资的快餐梯队究竟能分得几杯羹，最终要看内功练得如何。

　　如今，店拆了，义利食品有限公司经理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寻址，拟建新的义利快餐。张卉郑 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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