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宁江

　　说起这5年北京法院的变化，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说，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长一短：判决书变长了，审案期限变短了。如今法官们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据说：“现在离开电脑和网就干不了活了。”从今年1月起，一种叫做审判流程全程监控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在北京法院启用，北京法院进入电脑盯人时代：从立案、庭前准备、开庭、合议、制作裁判文书、宣判直至结案、归档，每个环节都有严格时限控制。如果审判员超审限，就会吃红牌受罚。本来记者想拍一张亮红灯的照片，没想到在高院审监庭、经济庭、知识产权庭转一个遍，目前没有超审限被亮红灯的案子。

　　法官形象决定法院公信度

　　北京市高院副院长池强说：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的主题。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关键在于法院队伍素质。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法院建设与发展的兴衰成败。这5年来，北京法院实施人才工程，法院大门已经向不具法律本科学历的人关上，审判员岗位类人员主要从在京的重点大学法律专业本科以上优秀毕业生中择优录用。

　　去年北京法院从能力、素质、品质好的审判员中选任了200多名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给予一定审判权的同时加大责任。同时，北京高院出台法官职业道德十点要求，明确要求法官公平对待当事人及其利益，不得有任何偏见和歧视，不参与可能导致公众对其廉洁形象产生不信任感的商业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谨慎出入社交场合，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职业道德十点要求对法官工作之外的个人生活也进行了“干预”和约束，池强认为，这是从事法官这一神圣职业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只有法官社会形象好了，法院的公信度才会提高，法院要建设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法院。

　　高素质法官保证公正与效率

　　2001年10月18日上午，来自北京崇文法院的法官薛春江，在荷兰鹿特丹法院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位三十来岁的荷兰妇女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进法庭，婴儿车里坐着一个1岁多的小婴儿。她把婴儿车往边上一搁，自己就站在了被告席上———这位妇女因被指控犯有销赃罪而接受审判。薛春江惊问荷兰翻译：“孩子哭了怎么办？”荷兰翻译“见怪不怪”：“没事儿，哄哄就行了。”实际上庭审快得还不等孩子哭就结束了———总共没用15分钟。这位妇女因花200荷兰盾购买了一台实际价值为1000荷兰盾的旧电脑，被警察当场抓住。她的说法是：这是台旧电脑；我不知道电脑是偷来的；我是家庭妇女，不了解电脑市场价格。杜德法官采信了她的说法，当庭宣布她无罪。于是这位妇女又推着婴儿车走出了法庭。杜德法官其实是鹿特丹伊拉斯谟斯大学刑法学教授，每周有两天上法院审案。这天上午3个小时，薛春江看见杜德法官竟然一共审理了10个刑事案件，除销赃外还有殴打医生、种植毒品、伪造购货凭证、超市偷盗、丈夫虐待妻子等轻罪案件。除了推婴儿车的妇女被判无罪外，其余案子均判罪名成立，判处罚金、社区义务服务等。但无论有罪无罪，这天上午接受审判的22名被告人均在法官宣判后接受判决，并向法官表示感谢。

　　34岁的薛春江正在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在职研究生，去年8月随北京市高级法律人才研究生进修班赴荷兰伊拉斯谟斯大学访问学习4个月。荷兰民众对法官权威的尊重及法院审判工作的高效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薛春江认为，正因为荷兰法官业务好，素质高，才能审得那么快；又由于案子断得公正，因而才在社会公众乃至刑事犯罪被告人中享有很高威望。薛春江说，北京法院正在法官队伍“精英化”上下工夫。崇文法院民庭去年有24名法官，一季度审了894件案；今年择优选任了14名法官，一季度审了1046件案件。法官少而精，但案件数量和质量都上来了。薛春江说，只有法官素质高了，才能确保公正与效率，继而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让外地农民心中有底

　　丁秉仁是天津一位菜农，每天从天津贩菜到北京大钟寺市场批发。1999年7月29日下午两点来钟，市场协税员周宝洁到丁的菜摊前向他征收5元钱税款，双方发生口角，周宝洁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刺中丁秉仁颈部，致丁秉仁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周宝洁潜逃一年多后投案自首，去年5月18日，周宝洁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丁秉仁死后，他那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胸廓畸形的妻子于洪凤，带着智力残疾的儿子丁旭上北京打官司，然而税务机关认为，周宝洁当时并不当班，扎死丁秉仁系其个人行为。孤儿寡母与税务机关打行政诉讼，用于洪凤的哥哥于洪祥的话说，“那真是心里没底”。

　　2001年9月20日，海淀法院行政审判庭作出判决，认定协税员周宝洁征收税款时刺伤致死丁秉仁的行为为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本案审判长王燕认为，税务机关无法否认周宝洁于案发之时确实是在向丁秉仁收取税款这一事实，也不能提交规范的协税员值班表来证实案发当日周宝洁的当班时间。无论周宝洁当时是否当班，他在工作地点开具税票，向所管商贩丁秉仁收取税款的行为均是以协税员的身份实施的，这是使税务机关受益的行为。因而周宝洁的行为应当是职务行为。在王燕法官主持下，于洪凤与税务机关就赔偿达成协议：税务机关一次性支付于洪凤其夫丁秉仁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于洪凤母子生活费27.9万元。3天后，于洪凤拿到了税务机关支付的现金支票。

　　于洪凤的表弟、天津青城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杨嘉义由衷地告诉记者：审判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既没有地方保护，又没有官官相护。海淀法院不愧是全国模范法院！

　　追求最高标准公正和维权

　　1999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受理了一起特别的侵犯商标权案件：原告是一家生产汽车防冻液的厂家，被告也是一家生产汽车防冻液的厂家。原告发现被告加工了几千个印有原告商标标识的防冻液塑料桶，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已生产销售了假冒原告商标的汽车防冻液，但被告不能说明其将几千个印有原告商标标识的防冻液塑料桶存放在自己的库房，有正当合法的用途。被告的实际目的是生产销售假冒原告商标的汽车防冻液。对于这种尚未发生而即将发生的侵犯商标权的行为，在当时的《商标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知识产权庭法官邵明艳作出了这样一个判定：确认即发侵权，判令被告销毁全部带有假冒原告商标的塑料桶。两年后，2001年10月27日，新《商标法》获准通过，并于同年12月1日起实施。邵明艳法官的上述判定对《商标法》的修改产生了影响，新《商标法》里增加了确认即发侵权的条款，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应当遵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一致的。

　　与司法实践相比，立法带有滞后性。邵明艳说，面对过去的法律和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能够为规范社会经济秩序作出贡献，是一名法官莫大的欣慰。她说，依据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维护权利，实现司法公正，是法官的最高追求。

　　判决书变长审案期变短

　　这5年，北京法院给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长一短：判决书变长了，审案期限变短了。

　　作为法学专家和海淀区、北京市两级政协委员，经常有人拿着判决书请洪教授“挑毛病”。洪教授发现判决书开始讲道理了。过去的判决书很短，法院判决里“不予采纳”的理由经常就是干巴巴的两句话：“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与什么法无据？与什么事实不符？没有交待。就算你断得很公正，但你没有让老百姓“看见”公正。现在的判决书通常都有几千字，复杂一点的上万字：一一列出双方所举证据，哪份证据证明了哪个问题，法院为什么采纳或为什么不采纳某份证据，又是依据什么样的事实和法律作出的结论。这样的法律文书能让老百姓看明白，我赢赢在什么地方，我输又输在什么地方。法院开始“表现”公正了。洪教授说，北京法院的另一大进步表现在遵守诉讼期限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里尽快结案。他分析，由于近年来法院选任了一批素质高的法官任审判长，并且赋予他们断案拍板的权力，减少了请示汇报的环节，超审限的情况已经很个别了。洪道德教授说，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在追求公正与效率上，北京法院5年有了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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