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媒体，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场浩大的“造权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从“亲吻权”、“哺乳权”、“追悼权”纠纷，到眼下武汉发生的对老人“赡养权”和“探视权”的诉讼、新疆发生的子女向父母索要“恋爱权”的诉讼，五花八门。早一点还有生育权、同居权、贞操权、配偶权等争议。这真有点“人有多大胆，法有多大产”的味道，也难怪姚辉教授笑言：“下次不知人们无限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又能孕育出个什么‘权’来。”

　　乍看，这种人们权利意识觉醒、法治观念勃兴的大好局面，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范忠信教授在《信法为真》一书中开篇即提出：“世少法呆子，遂使法治难成。”这些“敢为天下先”的造权者，不正是“信法”、“敬法”、“守法”、“护法”的“法呆子”吗？权利家族成员剧增，“法呆子”数目渐多，法治早成岂不唾手可得？

　　深入思考一下，恐怕不能如此乐观。笔者甚至以为，“造权运动”的勃兴，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进步，至多只是权利意识的表面启蒙和法治的泡沫繁荣而已。

　　不难看出，“造权运动”过多地表现为当事人自己组装、自己安个权利名，然后到法院确认一下。但是，近代以来的法律制度，是将社会成员的要求上升并确立为权利和义务，再以此对可能解决的纠纷做出对应的设计，而非社会成员直白地将基于日常道德意识形成的要求定为规则。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当他利用法律制度时，实际上是要将自己的主张去迎合法的定义。人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时，才能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同时，法律也只保护那些被确认的权利。而造权者直接将道德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虽然赚个全国首例此类权利纠纷的虚名，但却给权利的法律救济带来了隐患。“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主张权利。”(耶林语)那么，具体到上述列举的权利问题，如果承认这是一种民事侵权，应该怎么补救？怎么强制执行？由于它们不是侵权法的保障对象，从“侵权法”的角度是不能获得补救的，权利也便无从得以主张。如果硬是规定为法定权利并加以强制执行，那也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前不久，全国首例探视权强制执行遭遇情法之争的案例，已经初步暴露出了如此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难题。

　　虽然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重合部分越大，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就越高，但是，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需要一定的条件。当下蓬勃发展的“造权运动”正是忽略了这一转化条件，其实质是权利大跃进。它在短时间内造成社会生活过度法律化，权利意识过分膨胀而盲目；同时，还忽略了法治所必不可少的法理观念和所需要的法律技术，如权利本质、权利等级及权利的可补救性等。这不仅谈不上法治的进步，反倒是潜藏着法治的最大危机。更糟的是，这种情况下，主张权利者频频越位，但裁判总不吹哨。这实在不是法治的福音。(宋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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