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权力机关如政府和一些执法机关如法院等，都采取了请监督员、咨询员、巡视员等社会各界人士监督本机关工作的办法，虽然所请人员名词各异，但都是主动请求社会评价和督促的意思。听说您是北京市法院特邀监督员，您能说说法院监督员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田文昌：当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是法院请来行使监督权的，法院自然很重视我们的意见。你看，这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给我们的证件（一个有照片、有公章的小本本），凭着它，我可以到北京市任何一个法院去听庭审、视察和了解情况。我这里还有一些表格，如果对法院有意见，可以分类填好这些表格，交给监督员联络室，法院对此必须有答复。我们可以是对个案调卷审查（指终审案件），也可以对审判员的作风提出意见，还可以给法院领导提建议等等。我们的监督大多数是有结果的。

　　有这么一个小案子，是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终审法院已经判决生效，但败诉方提起申诉，法院就中止了执行。我接到反映后，对此案进行了监督，认为申诉无理，不应该中止执行。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执行。还有一件事，就是进法院时要过安全检查，审理刑事案件时，检察官过去时不用检查，而律师过去时却要接受检查，我认为这样不公平，控辩双方不是“一视同仁”，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这方面已经在考虑改进了。有时我们监督后法院达不到要求，会给我们一个书面答复，说明理由，还没有过“石沉大海”的时候。

　　监督员还经常开会，就某个建议或提案进行学习和讨论。每当有新的法律出台或者新的法律解释出台，法院都及时向我们通报，他们学习讨论时也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共同探讨，有时还争论得很厉害。记得去年证据规则刚制定，我们开会各提各的看法，有人（监督员不一定都学过法律）认为证据规则太严格了，会让人没法打官司了，他还举了好些例子，引得大家好一番争论。但我认为北京市法院制定的证据规则很有意义。

　　我认为监督员的作用还是明显的。一是沟通了法院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二是督促法院依法办案，三是增加了群众监督执法机关的途径，四是促进了法院的自律意识。

　　主持人：当监督员是不是一定要从事法律工作的人？

　　田文昌：不一定。从第二届法院特邀监督员二十几个人来看，有记者、有工会主席、有工程师、有电子工程系的教授等等，许多都不是学法律出身，也不从事法律工作，当然也有法律专家、教授等。我是1998年7月第一次当的监督员，是北京市司法局推选的，2000年7月又连任第二届。法院特邀监督员是每两年选任一届。只要是聘了我，我都会很愿意当好这个监督员的。

　　主持人：您自身是一位律师，当上法院的特邀监督员是不是对您的当事人会有利一些呢，换句话说，会不会有法官对您代理的案件“法外开恩”之嫌？

　　田文昌：这当然不会。我不能就我代理的案件来实施监督，也不能监督办我所代理案件的承办法官。我虽然接触的案件很多，但真正监督的还是别人的案件，这样才能公正一些。一般地说，都是当事人将情况反映到我们这里，或者是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时有需要提出意见，还有的是接到投诉材料。

　　主持人：你们是完全义务来当法院特邀监督员的吗？

　　田文昌：是的。北京市法院请我们来当特邀监督员，一是想将法院的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让人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二是想提高法院的整体素质，因为法院内部并不能完全了解自身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外部监督，能找到差距；三是在监督的过程中向不懂法的人群普法了，社会影响比较大；四是法院能及时了解社会对自身的评价，有针对性地树好形象……

　　主持人：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的监督能收到实效。 主持人：胡建辉（本报记者） 受访人：田文昌（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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