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敬欣 刘昌武 刘静 实习生 宋延娜／文王建立／图

　　杨俊超——报复心理送了他的命

　　4月26日，距“1·２6”案发正好三个月，记者再次走进郑州市第一看守所，对临刑前的“1·２6”案犯罪分子杨俊超和陈社杰进行了最后一次独家采访，从与他们的交谈中，寻找一些能给世人的警示——

　　杨俊超拖着沉重的脚镣，从监室内走出来。脚镣与水泥地面磨出“呼啦——呼啦——”的声响，一直延伸到1号提审室。

　　他在椅子上坐下，民警告诉他，这是《大河报》的记者。他急忙站起来，向记者“作揖”：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在枪毙以后也不要把我写成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抢劫，因为我要报复

　　“我1992年从部队复员，1994年进公安机关当了民警，第二年因涉嫌包庇犯罪嫌疑人被除名。1997年我来到郑州，开始在二七区摆地摊卖菜。1998年我谈上一个女朋友，我们一起在郑大市场卖菜和卖小商品，生活上也能够顾住自己，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是也很满足。

　　“我为什么抢安利？因为我穷，和我同居3年多的女朋友是安利的一名职员给拆散的，我决定报复。

　　“这个人叫张茜(化名)，她们两个经常在一起。有一天，我女朋友对我说，张茜劝她和我分手，因为我穷。去年8月份开始，我女朋友对我日渐冷淡。她说，你人不错，但是没有钱不行，咱们分手吧。去年9月，女朋友和我分了手。

　　“作为一个男人，我也感到窝囊。我们同居了3年，说分就分了？我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女朋友不是嫌我没有钱吗？好，安利公司有钱，张茜是安利的职员，我就抢你们安利公司。”我认罪，但我想活命

　　经过民警允许，记者给杨俊超点燃了一支香烟。杨俊超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我只想抢劫安利，没有想伤害他人，没有想杀害张茜，也没有想在抢劫现场使用爆炸装置伤及群众。我虽犯了罪，但我还是有良心的。”

　　杨俊超特别强调说：他不是抢劫银行，判处他死刑他觉得有点冤。现在他才知道，活着多好！

　　记者问他，张书海把孩子、老婆及妹妹都给害了，你也把自己的妹妹、同学、妹夫都拉下水，你们都是家族式犯罪，你觉得你和张书海有什么区别？

　　杨俊超叹着气摇了一下头说：“估计张书海和我当时有一样的想法，一个人干不成抢劫这事，但是又非常想干这事，又不想让外人知道，只好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那就是亲戚朋友。”

　　记者问他：在你临刑之前，你想对你曾经的女友、你的父母及你的同龄人说点什么呢？

　　杨俊超面对着天花板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对于自己的女友，他不愿再提及她；对于自己的妹妹，最初没有让她参与的意思，但她和陈社杰是夫妻，是让陈社杰拉下水的。”

　　对于生他、养他的父母，杨俊超哽噎着说，他知道这对父母的打击是最大的，他对不起父母。

　　对于同龄的青年，他说了句肺腑之话：“大家都希望过得好一点，但是犯罪的手段千万不能用，千万不要学我啊。我认罪，但我想活命的愿望现在是很强烈的。”陈社杰——“我给丈哥当了枪把子”

　　陈社杰弯着腰坐在记者面前，铐着的双手夹在两腿中间，陈给记者掐着手指算日子：“2月5日到现在，快3个月了。”

　　“我不应该是主犯。”陈喃喃地说，“我当了俺丈哥的枪把子。”在陈社杰眼里，杨俊超是“大哥大”：杨当过侦察兵，平时心高气傲，近六七年又一直在外打工、做生意。陈社杰跟这个丈哥其实没有太多的交流，直到2001年9月才真正和杨俊超“密切”起来。

　　“紧张也紧张，刚开始不敢干。”谈起抢劫，陈没有太多的话，“逃到石家庄，俺两口80块钱住进宾馆，被抓住时，俺头都蒙了。”

　　“谈不上恨俺丈哥”，陈社杰叹了口气，不说了。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在整个案件的预谋和实施中，他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说起妻子杨俊峰，他的双眼一直在猛眨：“我跟她是2000年11月结婚的，经人介绍的，其实俺上中学时就是同班同学，两家离得很近，有五六百米吧。”陈左手扼着右手手腕，喃喃地说：“俺父母俺姐都很宠我。”

　　“接到判决书，我当天晚上一夜没睡，政府要真是给留条活路，我就回家种地，喝口凉水也是甜的……”陈重重地叹起了气。

　　“你还有啥话对你的父母讲没有？”记者问道。

　　长时间的沉默，陈社杰低着头，左手使劲地攥住右手，最终摇了摇头。

　　“还想跟你妻子说点儿啥？”

　　没有回答，陈社杰最终长长地叹口气说：“不说了吧。”张社伟——侥幸和亲情失去立功机会

　　张社伟因向杨俊超和陈社杰提供炸药、雷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个向杨俊超、陈社杰提供雷管和炸药的犯罪分子，本来有机会立功受奖，使公安提前破案，但是侥幸心理使他失去了机会，走向了犯罪。

　　在杨俊超和陈社杰被枪毙之前，记者再次接触张社伟，问他当时为什么不抓住立功受奖的机会。

　　张社伟说，都是自己不懂法造成的。他说他只知道偷东西、抢东西、杀人、强奸是犯法的，不知道私藏雷管和炸药也是犯法的。“当时我不供认自己‘拿走’雷管的原因，是心里存在侥幸。万一不是我老表作的案，我承认了，以后在大家面前就没有威信。在亲情和法律面前，我倾向了亲情，走向了犯罪深渊。我家里有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指望着我挣钱养家糊口，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老婆孩子的身影，我不知道他们以后如何生活啊！我后悔我当初……”“我吃亏就在不懂法，以后要好好改造，在监狱里多学点法律知识。”刘延标：我认罪服法

　　“1·２6”抢劫大案，刘延标中途退出，专案指挥部移师汝州时，他又主动投案自首，一审刘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刘说：“我没有上诉，我认罪服法。”

　　刘延标和杨俊超是同学。刘当初之所以答应并来郑州和杨俊超、陈社杰一块“弄点儿事”，目的很单纯：一是弄点儿钱，二是长这么大没有到过郑州，“想到省城转转”。

　　刘延标来到省城，了解到杨俊超、陈社杰是“干大事”，他有点儿怵了，就一直劝杨、陈二人“算了，算了”。刘在老家村里开了个小饭店，“家里不是太困难”。但杨俊超带他“洗了澡，花了钱，走了觉得很不够意思”。无奈之下，刘掷硬币来决定自己干不干，结果是“不干”，杨俊超和陈社杰一起，将刘送至了回家的车上。

　　“我一直在家种地，后来做了点小生意(指开饭店)。”刘延标说：“杨俊超之所以找到我，一是了解我，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同学和朋友。再者因为我会造枪。”

　　据刘延标介绍，1987年以前，他在农闲时总爱出去打兔子，自己也有枪，并会自己用车床等工具造枪。

　　刘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认罪。刘延标认为自己卷入“1·２6”大案并获罪的原因是“自作自受”。李天彪：盼望与父母团聚

　　“1·２6”特大抢劫案第三号主犯、22岁的李天彪，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他的头脑中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从小到大，“穷”一直围绕着李天彪和他的家庭。母亲有精神病，在湖北老家，为看病，父亲花去不少钱。后来，母亲改嫁到了河南杞县，11岁的李天彪便跟随母亲来到了继父家。“家里一直比较穷，可能是我们家乡最穷的一家。”

　　在李天彪看来，只要自己卖力气，总会挣到钱的。因此，打工几年中，他也的确挣到了一点儿钱。“那时，什么活儿都干，到工地干小工，拉砖、拉灰，一天干下来，倒也能挣十来块。后来学装修，有活儿时一天能拿到二三十块。”李天彪把挣到的钱保存好，用于养家。时不时给湖北老家的姥爷寄上几百块钱，把妹妹接到河南上学，这在李天彪看来，都是自己的责任。

　　如果坚定地靠自食其力，李天彪或许能彻底改变自己那个穷家的命运，让父母享受他这个儿子的孝心。但是2000年8月，李天彪母亲的离家出走让他失去了理智。

　　“自从我来到继父家，继父对我好，对我妈好，他是一个好人。我妈的病也轻多了。后来我挣钱了，我就想让我妈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她又犯病了，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我和继父急得四处找，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在这期间我通过老乡，认识了杨俊超。”

　　对杨俊超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有本事”。李天彪这样形容杨俊超：“他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说什么让人听了都感觉在理儿。”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杨俊超打定抢劫安利的主意后，并没有找李天彪的老乡，而是直接向李天彪发出了“邀请”。

　　“抢之前我也害怕过，因为长这么大，还没干过违法的事儿，但是我缺钱。”李天彪对于钱的渴望，让人有点儿吃惊。

　　作案后，李天彪跑回了杞县家中。李天彪说，此时，他认为不过是“抢的店大了点儿”。回去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当晚看了电视后，才意识到这是“惊天大案”。

　　“我也不想再跑了。真的，一点儿都不想跑了。我要跑就再也回不了家了，再也见不到我妈了。现在，我没什么可说的，只能好好改造，等出来后，再好好照顾我妈、我爸。”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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