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为此大闹一番、有人夫妻同上阵……

　　如今已成为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彭少麟，他当年考试的故事也许代表了许多人的经历：“1973年高中毕 业，开始我被分到一间镇办腰果厂当资料员，但是我知道临时工是不可能被推荐去上大学的，所以我作出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决 定：主动要求下乡当知青。要在乡下干出个样子来”。

　　“我和其他知青管理的二亩田创造了水稻单产超千斤的纪录；选到县知青办当资料员后，又成为县里公认的秀才。1976 年招工农兵学员，许多人认定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非我莫属。但最后，四个名额却被县委副书记的千金、县武装部长的公子等人 挤掉了。我愤怒难平，在许多人鼓励下一状告到县里管知青的县委副书记那里，着实闹了一番。”

　　“所幸的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实力争取上大学了。当时我只认认真真地复习 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基本没睡觉，后来获知自己被中大生物系录取。不过在考上大学之前，我的压力还是特别大的。因为告 状的事满城皆知，考不上就会被别人笑话，所以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考上大学。”

　　现为华工高级工程师的刘均泉，原是华师附中的高三学生，考重点大学志在必得。但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他和同学 们一起来到海南岛当知青，在海南一干就是9年。因为表现好最后被一级级提拔到了农垦总局当秘书，并在那儿与在农垦医院 工作的妻子结婚生子。刘均泉说：“我们夫妻俩原已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了。却突然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与妻子兴奋莫 名。虽然组织当时已决定提我为科长，但我还是与妻子一起报名参加了高考。那时候，我们的女儿刚出生不到3个月，我们只 能在晚上8点多左右把小孩哄睡，然后一起学习到深夜一两点。女儿才五十几天大就断奶放在托儿所。结果夫妻双双考上了大 学，我考上华工，妻子考上中医学院。作为老三届中年龄最大的一批，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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