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成(广州)

　　近年来，随着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的播映，对“康雍乾盛世”的赞美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对这几个封建帝王也给予了非同一般的好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辉煌成就”？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人历来喜欢炫耀封建专制历史上的什么“中兴”或“盛世”时代，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永远只有两种可以预期的时代，那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无论何人，无论他们如何宵衣旰食、呕心沥血，都只会把自家万世基业、自己一家一姓、集团和阶级的利益，作为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要涉及身家利害，其残忍刻毒比之列祖列宗，有过之无不及！

　　大清朝自立国以来，大小战争连绵，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进程看，顺治、康熙至道光、咸丰间有三大高潮：康熙朝的平藩、平台、平准(噶尔)战争，乾嘉年间北方三省的白莲教运动，和咸丰年间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运动。清朝统治为什么自乾隆后期急剧地由盛转衰？白莲教起义给清王朝以巨大打击，耗去军费达白银2亿多两，致使国家财政元气大伤，可视为直接原因。

　　康熙晚年，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国家财政实际上已成空壳；雍正登基，尽罢相权而设军机处，实为千古极权皇帝之第一人；乾隆晚年时的权臣和，被抄家前囤积白银过亿两，相当于国家4年财政收入的总数——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难道我们所憧憬的，就是这样的“太平盛世”？

　　有的专家说，康雍乾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表现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已经达到3亿，占当时世界的1/3，整个欧洲人口加在一起没有中国人口多……中国养活了占世界1/3的人口，所以在世界上，中国的生产力也是很高的。

　　人口多也算得上是“辉煌成就”？我们难以认同这样的观点。当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什么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广西？据我们考证，咸丰初年在广西爆发的“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爆炸”！从清初开始，外省流民由于自己家乡人口激增，无田可耕，便成群结队地拥进广西；乾、嘉以后，“无田者半天下”，“盗贼滋蔓，讼狱如荼”；迨至道光年间，广西各地早已“盗匪如毛，会党纷起”……由上所述，可知连绵不断的社会动乱，从根本上说，正是社会内部矛盾不可调和、难以克服的具体表现，而其中最为敏感的，就是人口的高速膨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已经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共识。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3亿人口这个基数，对于后世子孙来说，也绝对不是一件值得恭维的事！

　　排外与落后

　　近代中国的落后，其根源必须从整个封建体制中来寻找。

　　14～15世纪，当亚平宁半岛上掀起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西班牙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船队远航探险之时，中国当时的朱明王朝却遵循农业立国的祖训，把老百姓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一再严令“不许片板下海”，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许多新花样，诸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强化统治，直到后来宦官篡权，迫害士人，大兴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到了清朝，自打康熙起，排外思想一代比一代严重。对中国皇帝而言，与四邻的关系只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代表藩属国的来访者进京是来进贡的。当俄国派留学生到北京学汉语的时候，朝廷答应的条件是，必须穿戴中国衣冠，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对各国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一事，中国便以俄国留学生的例子婉言相拒：如果有大的事情，可进京当面诉说，没有必要派人驻节京师。如果确实要常驻北京，那么只能仿照俄国的办法，以学生名义，不能以钦差名义。

　　更为可笑的是，皇帝在遥控谈判时，常常把西方人当成是不谙世事的儿童，要用所谓的“道理”去说服西方列强就范。令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夷人既然不愿意臣服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外交使团常驻京城？皇帝甚至怀疑负责谈判的大臣并未将自己的旨意准确传达给西方谈判代表，如果谈判时讲清道理，“夷人”何以如此顽固不化，不可理喻？

　　不仅皇帝本人不同意外交使团常驻北京，就是满朝的文武官员也对此万分恐慌，惊呼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认为“夷人”驻节京师将直接涉及社稷的安危，甚至更有官员直接上书皇帝，提出责问：“我皇上为亿万臣民之主，奈何轻一尝试，出此下策?”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当时清廷的态度，实在无法理解其竟会如此鼠目寸光。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专制皇帝而言，允许外国使团驻京，无疑等于放弃自己受命于天、统领天下的合法性地位。“天命、天子、天下”是封建皇朝行为处事的出发点。中西方最早的冲突，首先不是发生在军事方面，而是发生在礼仪方面。由于双方无论从心理结构到行为方式，甚至外貌神态的几乎所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兼容性，从而产生了极为戏剧性的、甚至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又是那么荒诞不经、不可理喻的矛盾冲突。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则集中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范围之内，而中国却要把强行闯入的西方国家纳入“天朝上国”、“夷夏之别”体系的激烈争斗中。

　　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人们较多注意的是中西方冲突中的武力对抗与外交谈判，却忽略了在武力对抗与外交谈判背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特别是专制皇帝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的举止失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天命、天子、天下”三位一体，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专制皇朝安身立命的基础与根源。在当时的形势下，无论封建皇朝采取何种对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专制统治存在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质疑——如果正视现实，承认外部世界，则无异放弃了专制皇朝存在的合法基础；如果逃避现实，拒绝承认外部世界，则会爆发全面的战争危机。大清皇朝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对外开放，意味着灭亡；不对外开放，则意味着更快地灭亡！这个局面终于导致大清皇朝的崩溃，在封建制度消亡之后，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回顾历史是必要的，但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代人，我们不应该美化封建历史。中国的未来绝不是历史的翻版，它要在我们手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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