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l961年，国务院公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故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但就是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人却不经民意讨论、不经专家充分论证而匆忙立项，试图建一个足有可能“影响故宫建筑群整体安全格局”的地下文物展厅。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有关负责人说：你等立项以后再来采访吧。也就是想来个先斩后奏，将生米煮成熟饭。

　　当事者也许是担心争议太多影响地下展厅的立项和建设。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此重要的施工项目，其实故宫只搞了一次专家论证会，而且据记者后来了解，那次并不能称作严格的论证会，只能说是“座谈会”，参加者主要是故宫的专家。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希望寻找一位明确拥护这一方案的其他专家，却没有找到。(《南方周末》4月25日)

　　在此，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故宫属于“博物院”还是“紫禁城”的技术之争了，而是在于：故宫已经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单位内部的事情进行操作了。这种现象，并非故宫大修方案所独有，别的一些地方也有，其共同特征是：把所辖事务一律当成管理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事务，以达到回避争议、封闭操作的目的。有时纯粹是地方、部门领导的“拍脑袋工程”，有时纵有“专家论证”和“民意讨论”，也是有选择地进行，顺我者来，逆我者拒之门外。在各地方的城市规划建设、文物保护之争、自然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之争上，这种管理权和决策处置权高度合一的作法所带来的弊端多有显现。许多自然景观被无情践踏，许多文物古迹被无情破坏，不少城市规划杂乱无章或者为了追求一时的利润，建筑密度超高导致采光、通风性能不佳、交通和城市秩序混乱、配套设施不全、根本不适合居住等问题，皆与此相关。

　　可以这样说，故宫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只是一个委托管理机构，它对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和人类文明载体的故宫负有管理责任，但不意味着它对故宫拥有所有权和一切处置权。同样，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都只是被委托的管理机构，对其所辖地区和事务只有管理权而不应该有任意生杀予夺的处置权。

　　毫无疑问，这种议行合一的决策管理方法，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背道而驰。它造成的后果可谓一言难尽，大家有目共睹。笔者在基层文化局当干部的时候，曾留意过香港的文化管理方式。在香港，咨询、决策、管理是“三权分离”的，政府有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根据民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充分、独立的专家设计和论证，提出决策的咨询意见；政府专门的独立决策机构再根据民意、专家咨询意见、社会发展要求及财力状况等，做出决策并指令财政拨付相关款项交由管理机构执行。在这里，管理者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

　　故宫大修之争只是冰山一角，却让我们充分地看到，改革我们的现行管理方式，在事关重要的国计民生、文物保护、城市规划，事关自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上，充分实现管理权和决策权的分离已经迫在眉睫。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如何实现真正的专家意见和民意的充分结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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