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8日，一场席卷北中国的沙尘暴扫到了河南省会郑州。整个城市一片混沌，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气味。

　　下午2时30分，“1·26安利特大抢劫案”在郑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9名被告人依次是：今年1月26日，对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实施抢劫的杨俊超、陈社杰、李天彪；负责接应并在事后帮助转移赃款的杨俊峰(杨俊超的妹妹、陈社杰的妻子)；涉嫌为本次抢劫制造枪支的刘延标、张俊峰；涉嫌为本次抢劫盗窃爆炸物品的张社伟、牛中克；案发后涉嫌帮助陈社杰逃匿的张现伟。

　　4名公诉人是清一色的女检察官。宣读《公诉意见书》时，年轻的女检察官声情并茂地说：“(郑州)‘12·9’特大抢劫案的审判刚刚结束，正义的枪声余音未消，被告人杨俊超、陈社杰、李天彪、刘延标、杨俊峰不以为鉴，目无国法，又步张书海等人的后尘实施抢劫，可见其主观恶性之大，社会危害之深！”

　　杨俊超的辩护人——郑州中涵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勋对公诉人将“12·9”案与“1·26”案相提并论表示“不能苟同”：“‘12·9’是系列抢劫案，而‘1·26’只是一起抢劫案；‘12·9’抢的是国家金融机构，而‘1·26’抢的是一家日用品公司；‘12·9’案犯用的是杀伤力极大的枪支，并且打死了人；而‘1·26’用的是杀伤力很小的自制土枪，并且也没有杀人……”

　　记者认为，比起“12·9”与“1·26”的不同之处，也许两案的相同之处更耐人寻味，比如两案案犯均是来自河南平顶山地区的贫困农村；两案均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以同学、朋友为外围的团伙作案；从作案方式、作案手段、时间选择等方面，也能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前者的模仿痕迹。

　　更为重要的是，“12·9银行特大系列抢劫案”和“1·26安利特大抢劫案”反映出一个共同趋势，即城市外来人口犯罪和涉财暴力犯罪的骤增——这是当前困扰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社会治安的一个普遍现象。记者认为，探寻这两类犯罪的社会根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这种根源，是从根本上预防、减少此两类犯罪的最好方法，也是保障我国城市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

　　欲望走投无路，滑向犯罪道路

　　“我弟弟走上这一步，与1995年出的那次事有很大关系。”杨俊超的哥哥，郑州某政法单位干部杨俊伟(化名)说。

　　杨俊超，高中时辍学参军，1993年退伍后在老家做旧钢材生意，最多时赚过五六万块钱。1994年底，杨调入汝州市公安局防暴队，但干了不到一年，就因涉嫌包庇罪犯被开除。杨俊伟所说的“1995年出的那次事”，即指此事。

　　“他的一个中学同学，是批捕在逃犯，在他的宿舍住了一夜，杨俊超因为此事被开除了。家里为了给他跑这个工作，经济上、精力上都花费了不少……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杨俊伟说。

　　1996年，杨俊超来郑州做生意。他花8000元钱在郑大市场买了个摊位卖活鸡，“本来也想安安稳稳做下去的”，杨俊伟说，“后来市场的土地所有者(郑州市某工厂)与开发商闹纠纷，开发商带着几百万巨款潜逃了。他一跑，工厂就给这个市场停水停电，生意没法干了。杨俊超跟商户们一起去有关部门反映过几次，无人过问。他又坚持一段，实在没办法，就离开了郑大市场，去给别人打工。”打工中，杨俊超又有一次违法记录：1997年因盗窃被大学路派出所拘留15天。杨俊伟说：“那次是他帮别人卖干电池，生意不好，老板不给他开工资。杨俊超一生气，就把电池转移出几箱。结果老板报了案，杨俊超就被拘留了。”

　　在郑大市场卖活鸡时，杨俊超认识了女朋友许爱(化名)，两人共同做生意，并同居了3年。从郑大市场撤出后，杨俊超和许爱各自去找工作，但都不顺利。这期间，安利的一个营业代表曾带许爱参观过安利公司，许爱对杨俊超说过“安利公司很有钱”，这是日后杨决定抢劫安利的一个重要诱因。

　　过去做生意赚到的五六万元存款，到案发前只剩下不到两万元了。据杨俊超说，他有很多钱是花到了女朋友身上。

　　做生意不顺利，女朋友又老是说他没钱，杨俊超非常苦闷。2001年9月，许爱提出与男友分手，杨俊伟认为这也是促使其弟走上抢劫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老家时，杨俊超还有一次违法记录，是1996年因赌博被汝州市公安局罚款2000元。从萌生和实施抢劫安利公司的计划中，也能看出杨俊超明显的赌徒性格：一方面，他自以为策划周密，万无一失，曾对李天彪等人夸口说：“这个事安排得十全十美，没有一点会出事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也预料到抢劫可能会失败，并预备了“在紧急情况时自杀用”的炸药。

　　2001年9月14日，郑州市中院对震惊全国的郑州“12·9”特大系列抢劫银行案公开宣判，张书海等6名主犯一审被判处死刑。这个以家庭成员为主的犯罪团伙从1996年起，先后4次抢劫金融机构，共得赃款250万元，并致1人死亡，5人重伤。“12·9”特大系列抢劫案告破，郑州警方打了个翻身仗，社会各界欢欣鼓舞，当地电视台连续两天直播庭审实况，一时间“满城争说张书海”。据杨俊峰交待，去年9月底，在一起议论张书海时，二哥杨俊超曾用羡慕的口气跟她说：“看人家，都40多岁的人了，还恁(那么)胆大……”杨俊峰以为他只是随便议论议论，没料想他已萌发了步张书海后尘的念头。

　　作为两起特大抢劫案的挑头者，张书海和杨俊超的性格以及经历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人在农村老家，都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两人对金钱、地位都有着强烈的欲望，两人又都属桀骜不驯、胆大妄为之徒，因此，他们都不会安心在农村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两人来到郑州以后，都曾尝试过用经商等方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但发财空间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加上他们本身的素质不高，赚钱本领不强，所以两人的生意都屡做屡赔。当财富、权势等欲望在尝试多个出口而屡屡碰壁后，就会渐渐地滑向犯罪道路。

　　如果说杨俊超是因为胆大而抢劫，那么跟随他的妹夫陈社杰则是因为“胆小”而犯罪。

　　陈社杰的父亲陈玉庆对记者说，陈社杰从小就胆子很小：“他怕我，我一大声，他就不敢动。”

　　陈社杰会见辩护律师时说：“在抢劫前，我好几夜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已经不想干了。”律师问他既不想干，为什么不撤下来呢？陈社杰说，杨俊超性格暴躁，我一直对他比较畏惧。现在他已花钱买了摩托车、做了枪，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再提出不干，害怕他会怪罪我。

　　2001年初，陈社杰与爱人一起来郑州做辣椒生意，但不顺利，回家歇了几个月。这时，陈玉庆发现儿子已经不听话了。“我劝他再找份工作，他老说你不用管，谁知道他干会出这么岔皮(荒谬、胡闹)的事！”陈玉庆说，早知这样，他就把儿子留在身边，不让他进城，“那什么事都不会出了”。

　　陈社杰从小在家里就是个“好孩子”，他被捕后，村里2500名乡亲联名举保，证明他“一贯表现很好，恳请政府对陈社杰从宽处理”。

　　一些城市外来人员，当他们在贫穷的乡下时，可能都是好孩子、好村民、好干部，他们为了致富而来到城市里。当城市不能满足他们的致富愿望时，他们不愿再回到乡下，因为贫穷的乡村更不可能使他们致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矛盾的，也是非常容易受到犯罪诱惑的。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说：郑州市面积12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9万，暂住人口200万。从近年来的犯罪案件统计来看，城区人口犯罪数仅占15%左右，而外来人口犯罪却占85%左右；在一些恶性案件统计中，外来人口犯罪可以达到90%。他说：“郑州市劳务市场，是我们公安机关最大的隐忧。”

　　“农民问题是中国根本问题”的说法已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但还是有些城市人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离农村远得很，平时也很少去农村，因此农民遭遇什么问题，与自己有什么相干？

　　然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拥入城市，已经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它不是使城市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就是使其变得更坏。因此，消除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加强对他们的管理，甚至给他们也提供一些最低生活保障，是减少城市罪案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法盲最容易成为犯罪帮手

　　李天彪是安利抢劫案实施前5天，由杨俊超临时拉来入伙的。之前两人仅见过一面，他只知道对方姓“杨”，其它底细一无所知。

　　关于李天彪的犯罪动机，其辩护人在庭审中曾有一段动情的陈述：

　　“李天彪是为找母亲而抢劫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天彪出身于湖北巴东县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他母亲患有精神病，整日地打人、骂人，家中笼罩着恐怖的阴影。李天彪7岁的时候，狠毒的父亲让人贩子把他母亲送到了杞县农民李运豪的家中。他母亲就和穷人李运豪结了婚。孤苦伶仃的李天彪跟着父亲又生活了4年。后来，好心的李运豪使李天彪母亲的病有所好转，思念孩子的母亲就把李天彪接到了杞县。但是杞县的家里依然贫困如洗，父母无法供他上学，李天彪高中没毕业就退学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有点钱，能把母亲的病治好。下学后，他就拼命地打工，挣钱。去年在打工中，他不慎受伤。这时候，他已经挣了几千块钱，他不敢花钱为自己治伤，而是回到家中去为母亲治病。他母亲怕打针，只有李天彪在时她才不怕。但是有一天，李天彪下地干活，他母亲的病又犯了，离家出走，失踪了，至今没有回来……钱没了，人没了，连找母亲的钱都没了。他们找遍了十里八乡，但是找不到；想做电视广告，但是没有钱。李天彪被迫又走上了打工挣钱找母亲的路。在打工中，他认识了杨俊超，于是今天就站到了这个被告席上……”

　　李天彪是通过一个老乡于祥林(化名)认识杨俊超的，那是去年国庆节前后，3人一起去陇海西路浴池洗澡，杨俊超对他俩说：“你俩以后跟着我干抢劫吧，现在有一摊活，需要4个人，都准备好了。咱们拿枪去干，每人能分到30万元，你俩敢不敢干？”于祥林说：“山西一些煤矿老板很有钱，咱们不如去抢这些老板。”杨俊超不同意：“到外地不熟悉情况，跑都没法跑。不如在城里干，人多好逃跑。”

　　虽然李天彪当场没有表示什么，但杨俊超察言观色，知道了可以拉李天彪干抢劫，后来，当从老家拉来的刘延标因害怕而退出后，杨俊超就想到了李天彪。抢劫用的枪、炸药、摩托车都准备好之后，2002年1月23日下午，杨俊超去工地找到李天彪。当时李正在干活，穿一身工作服，很脏。杨一见李天彪就讲：“你看看你干这活！又脏又累，能挣几个钱？胆子放大点，跟我干一摊活，以后就不用干这了……这次准备抢一个小店，里面只有四五个人，我们去3个人就行了，能抢十几万。”

　　李天彪问他，咱俩又不熟，抢完后怎么给我分钱？杨俊超答，干这种事会不给你钱？你要相信我，一定会公平地分这个钱。李天彪挺知足地说：“我只要两三万就行了。”

　　两天后，杨俊超介绍他认识了陈社杰，并带李天彪到安利公司对面，跟他说：“就是这家公司。”李天彪看了看，说：“中。”便回工地干活去了。

　　李天彪无疑是个法盲。对于法盲来说，犯法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团伙犯罪中的帮手。

　　22岁的李天彪，头发长长的，在法庭上的表现，给人以“头脑简单”的印象。他说，事先杨俊超跟他说是去抢一个小店，但当他戴着马虎帽，跟着杨俊超跑到安利公司，看见满满一屋子营业代表时，已经晚了：“好多人都看见我了，我还拿着枪哩！我要不跟着他们，跑也跑不掉——人家就会抓住我——我只好跟着他们去抢了。”

　　很快，李天彪从电视上看到，他们做下的是一起惊天大劫案。2月5日凌晨3时，李天彪被郑州刑警在家中捂获。“我没有勇气去投案，就坐在家里等公安来抓我。我家的门没有栓，灯也亮着，我以为这就是投案自首了……”法庭上，李天彪垂头丧气地说。

　　李天彪的辩护律师说：“……李天彪跳入了别人精心设计的90万抢劫大案的圈套，自己一分钱没有得到，而且还失去了找回母亲的机会。李天彪是由于不懂法，寻母心切，受了别人的蒙骗才犯了法。如果给他一个改造、教育的机会，李天彪还是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同时，我更希望有这么一天，李天彪由于改造积极，提前释放，并且找到了他的母亲，从此一家团聚。”

　　庭审中，李天彪的心大概一直提在嗓子眼儿。当审判长宣布“判处李天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李天彪长长地出了口气。

　　情令智昏

　　杨俊峰是杨俊超的妹妹，陈社杰的妻子。她和陈社杰从小就是同学，两人感情很好。高中毕业后，杨俊峰曾来郑州打过一段工，也帮杨俊超做过生意。1999年冬天，杨俊峰与陈社杰结婚。一年后，两人一起来到郑州做生意。

　　杨俊超说，一开始他并不想把妹妹牵连进犯罪活动中。但当他做好抢劫准备后，蓦地发现还缺一个接应的人。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他妹最合适(12·9特大抢劫案中，张书海也安排其妹张玉萍，骑自行车带着一只空纸箱在附近接应)。

　　案发前两天，杨俊超对杨俊峰说：“我和社杰想抢劫公司，弄点钱。”杨俊峰说：“你们不要乱戳事，戳出事来就不得了了！”杨俊超对她说：“到那天你给哥看着车子，等我们抢完钱后，我把钱放在纸箱里，咱俩一起把钱放回我住的地方。”杨俊峰看他态度坚决，就没再反对。

　　公安机关讯问杨俊峰时，她反复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时，一个是我亲哥，一个是我丈夫，我没办法不帮他们——他就是杀人、放火抢来的钱，我也会帮他。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想就是换成别人，他也不会去报案的。”

　　杨俊峰的辩护律师叶钢将杨的行为比喻为“情令智昏”：“她纯粹是受到亲情所困——当杨俊超将犯罪计划告诉她的时候，她遇到了两难选择：是举报还是共同参与？是做英雄还是做罪犯？她不是为了钱、为了享乐才去实施犯罪，是狭隘的亲情观使她走上了犯罪道路。”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血缘、亲情关系在一定环境下，会对人产生一定程度的精神强制作用，比如长期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之间，会形成兄长领导和统治弟妹的关系；关系亲密的夫妻或男女之间，会形成男方支配女方、女方服从男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如果占有支配地位的一方去实施犯罪，那么受支配的一方，很可能会被动地顺从，从而成为他人犯罪的牺牲品。

　　叶律师认为，杨俊超抢劫案中的杨俊峰，以及张书海抢劫案中的张玉萍、张君抢劫案中的严敏、全鸿燕、秦直碧等等悲剧女性，都是这一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到犯罪活动中来。叶律师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团伙犯罪中的女性问题。

　　公诉人：“被告人陈社杰、杨俊峰新婚不久，作案时杨俊峰已怀有两个多月的身孕。公诉人提审时，杨俊峰曾说要把孩子生下来。不难看出，杨俊峰对未出生的孩子怀有深深的母爱。但是你们在实施犯罪时，想到过孩子吗？想到过孩子出生后要面临的一切吗？当他看到同龄的伙伴在父母膝头撒娇，而他本应享有的这一切却因为你们的失足被无情剥夺，他幼小的心灵将怎样承受这巨大的压力？他又将怎样面对别人的目光孤独地走过童年？如果在作案前，你们能想到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或许就不会站在今天的被告席上！”听着这番痛心疾首的斥责，被告席上的陈社杰、杨俊峰夫妻双双潸然泪下。

　　“本分农民”怎会走上犯罪道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是一个很本分的农民，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去矿上当临时工。我没有犯罪的根源，这一次也不知道是犯罪……”

　　张俊峰、张社伟、牛中克、张现伟4名被告都未聘请律师。轮到张社伟做最后陈述时，他掏出一张不知让谁代写的书面材料念起来。刚念几句，审判长打断他，让其将书面材料交给法庭，问他还有什么口头陈述？张社伟张了张嘴，说：“……没有了。”

　　站在法庭上的这些被告，面对着法官和检察官，木讷惶惑，心智混乱，欲辩忘言。

　　这些被告还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归案后都有问必答，将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竹筒倒豆子”，交待得一干二净。他们不是职业罪犯，更不是天生的罪犯，那么，这群“本分的农民”又为何会走上犯罪道路呢？

　　涉嫌参与预谋的刘延标说：“他们领我去看了安利后，我就跟他们划清了界限，说我不干了，我回家去……为什么我没有检举杨俊超？我跟杨俊超关系好，不想跟他斗。”

　　涉嫌制作枪支的张俊峰说：“陈社杰让我焊钢管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是为制作枪支的，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我帮别人焊钢管焊得多了，他们这些钢管是做什么用的，我并不知道。”

　　涉嫌盗窃爆炸物品的张社伟说：“我表弟陈社杰在我家找到我，向我要雷管和炸药，说给人家打井用。我经不住他一再要求，也就答应了。”

　　同样涉嫌盗窃爆炸物品的牛中克说：“张社伟是我的班长，他让我干什么，我能不干？他从井下运上了炸药，让我放到屋里。这些炸药干什么用，我并不知道，我没有非法占有、使用这些炸药的行为。”

　　涉嫌包庇陈社杰的张现伟说：“陈社杰是我的老表，到我家去，按人之常情来说，我应该欢迎。”

　　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触犯法律。直到被捕之前，他们一直以为法律离自己还远得很。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用法律来规范自己行为的自觉意识，他们平时的行为，就已经晃悠在“法”与“非法”的边缘而浑然不觉。

　　从这些被告的供述看来，在当地，像他们这样的人物绝非个别。平顶山地区小煤窑多，雷管、炸药等爆炸物品表面上实行专营，实际上私人也可买卖，管理上的漏洞很多。本案中杨俊超等人所携带的雷管，就是汝州市民爆公司私下违规卖给北河湾煤矿的，而矿上153名矿工，人人都有接触炸药、雷管的条件，爆炸物失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该地区喜欢打鸟、打兔的人也多，很多人都会做土枪，刘延标就是其中之一。当杨俊超请求他帮助做枪时，他答应口头指导，“但不亲自做”—他以为这样就能使自己洗脱“非法制造枪支”的嫌疑了。

　　当包括道德、信仰、制度、法律等社会规范难以制约人们的行为时，亲情、人情、面子以及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等因素倒是占据了支配地位。也许“本分的农民”们并不是存心要挑战法律，但他们将亲情、人情、面子、金钱放在前面，挡住了自己望向法律的视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法在中国，实在是任重道远的一件大事。本刊记者石破发自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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