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 全国第一起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重婚案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本案的三名“主角”终于在法庭上相遇了。
昨日，西城法院开庭审理了全国第一起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重婚案。本案的三名“主角”终于在法庭上相遇。由于被告未请辩护律师，法庭辩论没有预想中那样激烈，但仍然吸引了众多注意力。
-庭审丈夫反复强调与原配离婚
昨日上午9时，身患严重眼疾，已丧失劳动能力的余凤带着14岁的儿子状告丈夫重婚与遗弃一案在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吸引了大小数十家媒体和30余名旁听者。在法官宣布带被告人后，余凤的丈夫王权低着头被法警押上被告席，面对近在咫尺的妻子和坐在身边的“情人”王权谁都没有正眼看过一眼，只是反复强调请求法庭判决与余凤离婚。面对公诉人和法官的提问，王权在有气无力回答问题的同时不断地抖动着大腿。
儿子在法庭下向着母亲说
法庭上，针对王权与余凤在未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与陈丽同居达两年之久，并产下一女是否构成重婚罪；以及王权在与陈丽同居的时间里，一直拒绝支付其子抚养费，致使其子辍学达2年之久，是否构成遗弃罪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被告人王权与陈丽都没有聘请辩护律师。庭上，余凤一直称自己的眼睛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庭下，当记者问到余凤的儿子，母亲的眼睛是怎么回事时，“我妈的眼睛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根本不是什么遗传病。”孩子也这么回答。
由于王权在法庭上提出余凤婚前隐瞒遗传性眼病，属于欺骗行为，尽管这一点对王权来说十分重要，但他与陈丽并未请辩护律师，没法提取有关证据，所以余凤眼睛致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无从考证。
第三者不承认破坏别人婚姻
审理中坐在被告席上的第三者陈丽始终低着头，不愿意多说话。当审判长要对其提问时，沉默再三的陈丽终于抬起头来说出了一句：“我不是第三者，我没有扰乱王权和余凤的婚姻。”她以嘶哑的嗓音告诉所有参与庭审的人，她是1997年与王权认识的，当时也知道王权有妻子有孩子，但是王权一直告诉她正在与余凤办理离婚。虽然没有得到关于王权离婚的证明，但1999年3月自己还是与王权一同来到北京并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
-缘起结发妻走投无路告丈夫
从2001年8月起，眼睛近乎失明的余凤在14岁儿子的陪伴下，从河南农村来到北京状告在京做生意并包养“二奶”的丈夫重婚和遗弃。原来，河南人王权和余凤双双在云南打工时结婚并育有一子。本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却被一个叫陈丽的女人打破了。1999年底，王权带着陈丽来到北京，开了一家美发厅，二人也过上了夫妻生活，陈丽也为王权生了个可爱的小女儿。由于王权常年在北京生活，对家里的妻子、孩子不闻不问。余凤说，她患了眼疾，没钱治疗；孩子交不上学费，辍学一年多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得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找寻丈夫。但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伤害，狠心的丈夫拒不接受母子俩。
提到儿子丈夫泪如雨下
在本案开庭前夕，记者在西城公安分局看守所见到了被告人王权。王权个子不高，甚至有些其貌不扬。起初，他坚决拒绝记者的采访，但当记者提到其儿子时，王权终于忍不住泪如雨下。“我想儿子，我冤枉啊。”
王权告诉记者，他在和余凤结婚后，发现余凤经常对近在咫尺的东西视而不见，带余凤到医院检查，原来，余凤患有先天性视网膜色素病变，是一种遗传病。于是提出离婚，但余凤不同意。记者向负责此案的刘警官了解到，警方目前也确实掌握了一些证据，证明王权确实往家里寄过钱。
-下落丈夫要赔前妻精神损失费
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左庭长告诉记者，对于王权的离婚请求，只能由其家乡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判决。昨日庭审结束后，余凤仍然表示她不想与王权离婚，她需要的只是精神上的赔偿。由于王权犯重婚罪的基本事实已经成立，所以对于余凤母子的精神赔偿可以成立。
在此案中，由于余凤告丈夫王权的证据不足，而且也没有能力取证，法院根据有关规定将该案移送至公安机关，由他们负责这起案件取证，这是新《婚姻法》公布后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第一起重婚案件。这标志着我国法律更加健全。(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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