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对陈学军、吴芝刚等10名被告正式提起公诉。据检察机关指控，陈学军等人勾结海淀国税分局员工吴芝刚，在2000年3月至2001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983份，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4863份，造成国家至少3亿余元的税款流失。

　　举报牵出惊天大案

　　从2000年10月起，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税局等部门就不断接到举报，说在北京许多高级宾馆，有一个叫陈学军的人，伙同税务机关的人倒卖增值税发票，数目惊人。

　　举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的具体部署指挥下，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的侦查人员展开了调查。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公安人员不仅掌握了陈学军大量的犯罪事实，而且与陈相勾结作案的海淀国税分局的工作人员吴芝刚也进入侦查人员的视线。

　　2001年2月19日深夜，侦查人员在上地花园酒店将陈学军及其女友吴晓红抓获，另一拨人马则同时行动，在吴芝刚家里将其擒住。次日，陈学军等人被刑事拘留。

　　2001年11月，此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据了解，陈学军案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涉案金额最为巨大、危害最为严重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

　　小泥工成“倒票大王”

　　现年29岁的陈学军原是浙江临海市农民，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从1995年开始到外面闯世界。

　　1995年到1996年间，陈学军先后在杭州、深圳等地做泥工，但没赚到什么钱。1997年，陈学军来到北京，开始在中关村做计算机配件生意。在此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倒卖增值税发票的老乡王明，给王当起了马仔。

　　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扣税凭证，而法律又对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和条件作了严格规定，这就使得一些想少交税或不交税但不具备合法资格的企业和个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垂涎欲滴，专用发票的身价也随之陡增，引得一些不法分子趋之若鹜，做起了“票贩子”。

　　王明通过自己在国税局的关系，领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倒卖给客户，而陈学军则主要负责送发票给客户。凭借这个机会，陈学军不仅在国税局认识了不少人，结交了不少客户，而且摸清了倒卖、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门路。

　　逐渐地，陈学军开始不甘心只做跑腿的。1999年，在与王明闹翻后，陈学军决定单干。2000年3月，他花了近2万元钱，从一熟人手中买下了一家名为持久公司的小企业。此后他又先后买下了7家这样的小企业，其中捷优特公司和盛博公司两家是陈学军以女朋友吴晓红的名义买下的。这些公司大多冠以商贸公司或科技公司名字，其实都是空壳。陈学军以这些公司的名义，通过熟人从海淀国税分局领取增值税发票。从2000年3月至2000年9月，陈学军仅以持久、捷优特和盛博三家公司的名义，就领得增值税发票近千份，以每份几百至1500元不等的价格卖出，从中赚取了巨额差价。

　　随着“业务”日渐做大，陈学军成了名副其实的“倒票大王”。

　　发了财后，陈学军花钱非常大方。他常年租住着颐宾饭店、上地花园酒店、友谊宾馆、翠宫饭店等高档酒店办公，花90多万元买了一辆宝马车，并在亚运村花13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投资股票也是以几百万元的资产稳坐大户室。此外，他还给女友吴晓红在昌平买了一套房。

　　小发票员大捞黑钱

　　2000年9月，陈学军的倒票“业务”出了点麻烦。由于他销售出去的增值税发票在外地遭到查处，海淀国税分局停止了捷优特公司和盛博公司的领票资格。陈学军于是找到了吴芝刚。

　　现年28岁的吴芝刚不过是海淀国税分局的一名普通员工，1997年从大学毕业。1999年10月，吴芝刚还在发票组工作的时候，陈学军通过熟人攀交上了吴。陈学军本指望吴能为他以后倒卖发票大开方便之门，不想吴于2000年3月就调到了受理组。陈学军虽然有些失望，但仍与吴保持着来往。

　　2000年8月，吴芝刚又调回了发票组工作，主要负责将领票企业的资料输入电脑，然后打出发票的票样。陈学军自然大喜过望，在遇到麻烦后，他找到吴，吴让他再去办一个新公司。陈学军按吴的建议很快买下了一家名为泰和永兴的公司，然后拿着捷优特公司的税控IC卡和新公司的营业执照等，由吴为其新办了一个防伪税控系统。凭着这个，陈学军不仅能重新到海淀国税分局领取增值税发票，而且因为有了吴芝刚的帮助，他领起票来更加方便和猖狂。仅2000年9至10月间，陈学军就从吴芝刚手上领到了4000余份发票。

　　吴芝刚的这些付出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回报。他先后收受陈学军送的20余万现金、一对价值3万余元的卡迪亚情侣表和一台电脑。此外，陈学军还交待说他送了吴芝刚一辆本田轿车，而吴芝刚在银行和证券营业部的账户上还有370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办案案卷多达793本

　　由于陈学军倒卖、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的次数和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涉案人数达10人之多，侦查机关花了近8个月时间才侦查终结，办案案卷则多达793本，创造了近20年来北京刑事案件的一项纪录。

　　为了办理此案，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官于去年10月就提前介入。当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到检察院起诉后，市检一分院由起诉处副处长李华领衔成立了一个7人的专案组，其中有3名主诉检察官。由于案卷太多，3名助理检察官和书记员分工合作，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将案情和一些书证材料初步整理出来。仅陈学军与全国各地企业来往的发票票号登记，就做了79页。

　　国家蒙受巨额损失

　　据陈学军交待，在从海淀国税分局领到发票后，大多数都转卖给了两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广东人。通过这两个广东人，这些增值税发票被卖给了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约2000家企业，其中不乏像联想这样的知名企业。据侦查机关估计，涉案价税总计可达200多亿元。

　　陈学军案案发后，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立即向各地发出协查通知，要求紧急追查涉案发票的下落。但最终只查到了3000多份发票的下落，而陈学军先后一共领了近2万份发票。在查到的发票中，绝大多数都已被企业用来进行了税收抵扣，仅此部分就给国家造成了3.0633亿元的税收损失。办案的检察官说，由于许多逃税的企业已经倒闭或逃跑，这些损失已经很难挽回。本报记者杨兵、李东、通讯员吴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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