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孟波

　　不少贪官的违法犯罪事实，不是通过纪检监察、群众举报等常见渠道，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偶然曝光，最后才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在这些案子当中，为什么我们的监督人员总是缺位？为什么监督制度总是缺席？

　　南丹矿难中不幸遇难的81名矿工，九泉之下终于可以瞑目了。

　　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消息，昨天上午，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南丹事故作出一审判决，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因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万瑞忠将在“劫”难逃。因此，我们相信不仅遇难矿工的家属，南丹的百姓，全国的百姓也应该会拍手叫好。

　　但是，在叫好之余也让人有一个疑问。假设万瑞忠等南丹县领导人当时没有将南丹事故隐瞒，而是按照国务院《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及时上报及组织抢救、调查，那么，他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间，利用其担任中共南丹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先后1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321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还会不会得到查处？也许只会受到7年有期徒刑的处罚，从而捡了一个便宜。如果他主动上报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事故，认真处理善后工作，没准只需要负一个领导责任，只受到一个行政处分。

　　这些假设并非都是异想天开，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一些贪官因为被小偷偷了赃物，才被发现；一些贪官因为惹恼了所嫖的妓女而被“不幸”揭发；一些贪官因为太小气没有及时给送礼的人办事而东窗事发等等，不一而足。最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东一个正厅雇凶杀正厅事件，5月25日涉案凶手张文昌被判处死刑。这个事情败露的起因是张私藏的枪支被山东鱼台警方发现。随后，凶手鉴于当时雇他杀人的厅长张程震已经“寿终正寝”，便老实交代了受张程震指使杀害王家斌夫妇的事实。

　　现在，我们的两个疑问是，如果警方没有查出凶手私藏的枪支，这个案子还能不能破？假如张程震没死，凶手还敢不敢交代他受正厅级干部唆使的事实？

　　总之，在肯定纪检监察机关反贪成绩的同时，我们往往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像这样可以提出疑问的例子，还有不少，相信大家已经在各种媒体见过不少。不少贪官的违法犯罪事实，不是通过纪检监察、群众举报等常见渠道，而是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偶然曝光，最后才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在这些案子当中，为什么我们的监督人员总是缺位？为什么监督制度总是缺席？

　　监督制度缺席的危害有两个：一个就是使得腐败干部得不到及时地揭露和处罚，继续为祸一方；另一个是，非正常渠道付出的代价值得关注。小偷偷出贪官，表面损失不大，但它会让人对我们的监督制度产生一种怀疑。当然，有时“起因事件”本身就有很大代价。比如这一次，81条生命才换得了案子大白于天下，这个代价确实让人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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