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峰

　　包头的一位交警，为了紧急疏散堵塞交通要道的车流人流，几经劝说无效，不惜当街下跪恳求堵塞要道者和围观人群离开。由《内蒙古晨报》首先披露的这则新闻，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后，引起了一场“交警该不该下跪”的讨论。

　　在众说纷纭的声音中，“尊严”这个词的出现频率特别高。“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尊严”———这是对当事者在特殊情境下采取特殊行为的肯定；“头顶国徽代表的法律尊严何在？公安尊严何在？”———这是为维护执法严肃性而发出的质问。尊严的保持与否，成了考察下跪之举是否妥当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便在肯定者的眼光里，交警的个人尊严价值在这一跪中肯定也受到了损害(只是与维护全市交通通畅的公共利益相比，它才显得“小”了)。

　　“尊严”的频频被谈论，说明社会价值观中重视尊严传统的延续，同时也印证出在许多人那里，对于尊严的误解和歧见有多么严重。

　　什么是尊严？作为能够获得他人认同的一种价值的体现，尊严是一个社会性概念，从来不会只依存于个体的自重自珍而独立。只有当一个人完成了社会赋予的责任，体现了对于他人和环境的“社会人”价值，我们才能说他是有尊严的。在以契约意识为运行基础的现代社会，尊严更多地与每个人在社会事务中承担的责任，与“在其位，尽其职”有关。

　　在握有执法权的权力机关那里，尊严的定义更加有必要予以明晰。法律赋予的国家强制力，是保证执法者社会地位和法律尊严的重要因素，但执法尊严更为本质的来源，应当是通过依法高效履行职能而获得的公众认同和信赖。如果只想着通过权力“立威”而忽视了自身职责，甚至为了维护“一贯正确”的尊严，而不惜以权力破坏规则和秩序，那样的尊严必不长久。

　　在包头的“交警下跪”一事中，我们看到了什么？除了看到一个警察为了尽快疏导交通的万般无奈，更看到了他将道路畅通这一职责看待得何等重要。下跪恳求不听劝阻的群众尽快疏散，无损于他作为一名警察的个人尊严，更与执法机关的形象无碍。因为警察的尊严，并非来自于手中的执法权力，而要看他是否不辱使命地完成了执法的责任，舍此，没有什么其它尊严可谈。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2年06月14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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