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每日连载”版首次连载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系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哲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访录张学良口述历史11盘录音带，由旅美学者王书君整理而成。时间跨度1900～2001年，以纪事本末体形式全景式地展现了张学良百年风云际会。

　　王书君，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从事现代战争史研究。著有《太平洋海空战》等书。199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7年撰写《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作为献给张学良百年华诞寿礼。

　　唐德刚评价此书：“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

　　2002年4月，该书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全书90万字。

　　唐德刚实录百年激荡

　　“国民党说我是亲大陆的，不愿我做张学良的口述历史”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这是唐德刚在张学良九秩寿辰对台湾记者的讲话。而此前的4个多月，唐德刚对仰慕的爱国代表进行了口述历史的录音采访。更早以前，唐德刚对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做过口述历史。出版过《胡适回忆录》等。据唐德刚言，张学良能接受他，是张学良看了他的文章《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后主动邀请唐德刚“吃顿便饭”。唐德刚遂“诚惶诚恐”地飞往台北。

　　在张学良的台北北投寓所和饭店，唐德刚录下11盘录音带。录音带标注录音时间分别为：1990年1月25日、3月16日(2盘)、4月12日(2盘)、4月20日(2盘)、4月27日(凯悦饭店，2盘)、5月3日(亚都饭店，2盘)。

　　唐德刚曾将录音整理成第一章草稿请张学良一阅。张学良意见：不同意使用第一人称。

　　5月3日后的口述历史工作之所以停止，据唐德刚言，可能因为他的十多次造访，使时任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警告张学良：“台湾有这么多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作传呢？”唐德刚曾对新华社记者说：“国民党认为我是亲大陆的，不情愿由我来作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过程中，唐德刚描述：“张将军寓所周围宪兵有时三十几位，有时多达七十。”政治环境的逼仄，使张学良、唐德刚于1990年6月11日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上发表各自声明，大意：唐德刚没替张学良写回忆录。就此，拟定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夭折。弥补憾事之法，唐德刚建议张学良，“言犹未尽部分可同哥大中国口述历史部合作，录音内容百年后公开发表，你的所有资料也可以存在哥大。”张学良同意：“这个办法好。”1991年3月，张学良赴美。

　　唐德刚能将11盘录音带带出台湾，据唐对王书君说：“设法悄悄带出来的。”

　　王书君将11盘录音整理出10万字文稿

　　唐德刚、王书君相识于1981年，时唐德刚在国内十二所大学讲授美国史。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王书君给唐德刚留下“问学热情高、问学程度深”的印象。后唐、王师生相称，共磋学问。1994年，王书君在哥大做访问学者。1996年，唐德刚将11盘录音带交给“对张学良传奇一生发生浓厚兴趣”的王书君。唐德刚担忧“录得太少，又比较零乱，恐怕写不成书”。王书君答：“试试看。”1997年，王书君将11盘录音整理出10万字左右文稿。列出一百章回目录。后将百章大纲托人转交张学良审阅，但没得到张学良回音。王书君决定三年完成浩瀚事业。王书君阅尽他形容为“汗牛充栋”的各种版本的张学良传记。下笔时，他力求最广、最新、最真。史料筛选原则“辨伪鉴真、反复勘证”，以达目的：总结过去，借鉴当今，启迪未来。资料虽旧朽，口述却是鲜活的，王书君将张学良原话作为每章开篇导言，他称之为“未画龙先点睛”。

　　既然百年跨度，那么，1990年5月之后，即张学良、唐德刚终止交谈后的11年，张学良言行如何记录？王书君说源于祖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海外新闻报道。王书君承认该书价值集中在10余万字的口述历史部分。因而具有史料价值、收藏价值及研究价值。

　　“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首屈一指”

　　1991年6月25日，张学良夫妇从美返台。据香港《信报》载：“张学良说他此次赴美的最大收获是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展开合作……”

　　2002年6月3日，哥大公开了苏张之丙为张学良记录的口述历史。苏张之丙何许人？据苏张之丙对新华社记者自我介绍：“张学良自1991年来纽约，我们取得他的同意，开始做口述历史。我不是这个项目的正式代表，而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书记员、雇员而已。”为什么选择6月3日？张学良的解释是6月3日既是他诞辰又是他父亲忌日(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沈阳皇姑屯)。张学良从此将生日改为6月1日。苏张之丙、张之宇姐妹断断续续为张学良做了5年口述历史工作。1996年10月，张学良将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赠给哥大，并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

　　6月3日前，王书君曾请唐德刚估计苏张之丙所作工作质与量？唐德刚答：“大同小异。可能会有一些信件、电报、档案材料等。”唐德刚强调：“搞口述历史，看起来容易，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口述历史的人，要对访问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成功。”私下里，唐德刚对王书君表示失去续接历史机会的遗憾。其因，阴差阳错不便言喻。

　　王书君于2000年5月14日离美回国。6月3日后，他密切关注海内外媒体有关报道。如：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145盘录音带整理出来的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将其装订成册，按人名、地名、事件、机构编写目录。全部记录约4800页，每页200个中文字，共约96万字。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内，每天只接受10位要求阅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客，规定：不拍照、不影印、不出借。再如：报道中提到张学良评说何应钦，而唐德刚录音中没有何应钦。王书君指出这是区别之一。1999年底，王书君完成90万字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唐德刚从头至尾阅读后评价：“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可为首屈一指，是传世之作。”

　　唐德刚评说张学良：“他早年的显赫和晚年的恬淡都出自一个‘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这既是他当年道德的长处，也是他职业上的短处。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各有其多寡，张汉公要比一般人多一些。赤子之心，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尤以政客为最早，而张汉公却能留至百岁而未退！”唐德刚总结张学良一生两大特点：一、渴望中国统一之心结；二、强烈抗日爱国之信念。

　　-文／本报记者李彦春

　　王书君著述传奇人生

　　张学良口述历史摘编——

　　父亲

　　我父亲比我行，他这个人很会办外交，很会利用机会操纵局势达到自己目的，他有大智。日本人后来真是恨透了我父亲，认为上了他的大当。父亲死后，日本的林权助来我家吊孝。他劝了我好多话，都是让我搞东北独立的话。我说，你老人家替我想的，比我自个儿想得还周到，可就有一件事没替我想到——你老先生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听了以后，便不再讲话，并拒绝我送行。我感觉失言了，为这事后悔得不得了，我没有父亲老练圆滑。林权助回到日本就公开讲，日本不要再做什么幻想，不要再做天真的打算了。这样一来，我就预感到了，日本以后要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了。

　　皇姑屯事件

　　我认为日本军人干得很不理智，这是少壮派干的，站在日本人立场上看这件事，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只能得到坏处。

　　周恩来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当然，他也相当佩服我。周恩来对我提出的联蒋抗日表示赞同。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呆在陕北，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蒋介石

　　蒋先生跟我父亲正相反，一个是有雄才无大略，一个是有大略无雄才。张啸林、杜月笙他们就说，蒋先生应该把我放了，但蒋先生没这个雄才。张岳公曾告诉我，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蒋先生的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西安事变后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共产党和红军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早就带没了。

　　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井然、军力强大，岂易瓦解歼灭？我的东北军两个精锐师与中共对阵，结果兵败被杀。中共经过两万五千里逃亡仍保持实力，毫无垮亡的迹象，这样善战的军队，既然不能消灭它，就跟它合作一同抗日。共产党是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同共产党联系上了。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所以，我说中央啊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有约。后来我同戴笠见面，戴先生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干！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蛋，什么特务。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了，国人骂我不抵抗，我一点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做对他不利。我下的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比如，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我就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让他有借口，当时就是这样的思路。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大窟窿，还不敢跟日本人拼命吗？现在我也承认那时的判断是对的，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他日本人不会惨败到连海陆空都没有了。

　　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的冲突在于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对于剿共，我跟蒋先生说，你剿不完的。因为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一次，他说的话把我激怒了。他让我用机关枪打游行的学生。我话到嘴边了：“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学生。”但没说出来。他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代表他又代表学生。我也火了，说他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苦谏不成，才有后来的兵谏，我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二、我太骄傲太自信了，我向周恩来许诺说服蒋先生，周恩来说，好吧。三、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我当时跟老总统讲，我不想带军队，不想带东北军了，不干了。如果我当上京沪卫戍司令，我就不可能带东北军了。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生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再做西安事变之事。

　　要自由

　　我要恢复自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抗日取得胜利之时，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抗战胜利，他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再说，抗战胜利，我张学良没放一枪一弹，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显得他宽宏大量，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三则我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范。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合作，一致公推老蒋为大总统之日，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国家统一，内乱平定，人民都安居乐业了，他再扣我没什么意义。

　　有功无功，我已经毫不在意。抗战能以胜利结束，我心足矣。惟一愿望，只是自由二字。

　　读史有感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

　　想回老家

　　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回东北老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我的亲友。这事与政治无关，我本人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我不喜欢这样。

　　评说自己一生

　　我是个爱国狂，如果国家要我的脑袋，很简单，立刻就给！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我起来，完全是仗着我父亲的环境和权势，当时我意识到，人家走两步，我走一步就到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我的决心。

　　从事内战使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和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我这一生是失败，一事无成两鬓白。我是泄了气的英雄啦！我年轻时太骄傲，做事全凭自己判断，没有好好考虑考虑，结果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毁在轻信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轻诺寡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老蒋抓住我轻信这一点了，结果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不受人操纵。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后来蒋介石也想操纵我，我要是受操纵，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一生常自许：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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