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长沙6月16日电(记者于磊焰明星)

　　撩开“女书”神秘面纱

　　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出现过一种只在妇女中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

　　它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近2000个符码，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书写呈长菱形，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咏。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蚊形字”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传记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也编译汉文唱本。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寥寥少数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就在“女书”即将随最后几位缠足老妇人一道消失之际，从上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密码”终于从偏僻山乡进入世界视野，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江永“女书”向世人提供了一串深不可测的谜。

　　扑朔迷离的“神秘来客”

　　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记载，至今最早见到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天国大军曾过江永北上。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在咸丰年间，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也有学者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他们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隐秘的女性话语空间

　　“女书”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是性别。

　　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多插绘花鸟图案，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女书”的使用和传承也很特殊，仅限于妇女中流传，老传少，母传女，或由亲密的结拜姊妹教习。

　　与“女书”相伴相生的，是当地女性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据老人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还有结拜仪式。当地妇女定期赶赴女神庙会请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书”。一年一度的“斗牛节”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节”，男人出门看斗牛，女人趁机聚集“读纸读扇”，送字传情。闺房女红也多邀友结伴，边做边唱交流技艺。不但婚前“歌堂哭嫁”唱“女书”，在当地新娘出嫁的仪式上，姐妹们用女字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足见“女书”在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女书”作品中的民间叙事文学也开始引起关注。目前收集到的25件民间叙事诗歌中，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作有8部。一些专家注意到，“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整体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这种民间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古时，当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会汉族旧婚俗的繁褥礼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受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女尊男卑观念影响，妇女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一些人由此设问当地这种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会不会为一种“女性密码”的滋生成长提供丰厚的土壤？

　　多种文化边缘研究的宝藏

　　“女书”这块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叉综合，是将“女书”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围绕世界现存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已出版论著近20种，发表论文150多篇。但不少专家认为，当前“女书”研究存在大量未开发的处女地，已有的研究也亟需从发掘介绍、文字考据进入到历史文化和女性文化阶段。

　　不少人提出，“女书”何以独在湖南江永及其毗邻一带妇女中流传？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男子如何能容许妇女学习和使用自己不懂的文字？“女书”这种流传范围极狭窄的字符体系，却能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存活，这种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些学者认为，“女书”作为一种丰富的民俗文化事象，无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复杂的文化土壤。当地汉瑶杂居，楚风瑶俗交错，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更迭，对“女书”的考察研究，应更多置入这种多元文化状态背景。

　　一些学者还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女书”与日本、韩国某些文字现象也有可比性。如日本的“平假名”和韩国的“谚文”，其产生或发展均与女性有关。公元9世纪平安时代，日本把汉字叫作“真名、男手、男文字”，把平假名叫作“假名、女手、女文字”，这与江永一带人们称传统汉字为“男字”一样。韩国的“谚文”也曾被称作“雌文字”，其初创者虽不是女性，但也是靠女性的使用维持和发展起来的。三国妇女与文字的关系以及汉字文化圈里的一些共同文化现象，令人深思。

　　普美村——“女书”的“复活岛”

　　普美村是湘江上源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在这里，濒临失传的“女书”正以顽强的生命力“复活”着。每到周末，农妇胡美月便放下家中的农活，从5公里远的婆家赶到普美村教“女书”，风雨无阻。

　　将普美村和外界联系起来的是一艘锈迹斑斑的铁皮船。当记者乘着渡船在小岛靠岸时，时间仿佛突然停滞了，“女书”像活化石一样永远停留在那个盛行的时代。

　　一阵悠扬的读书声从普美村的祠堂里飘散出来。这是个周末，村里大大小小的女子差不多都背着书包走进“女书学堂”，用一个上午去温习她们的祖辈曾经着迷的文字——女书。

　　“一岁女，手上珠；二岁女，裙脚婴；三岁学行又学走；四岁提篮进菜园……十二漂纱胜过人；十三梳个髻分界；十四梳头乌云结；十五正当爷娘女；十六媒人拨不开；十七高楼勤俭做；十八抬头摆贺位；十九上堂到他门。”

　　很明显，这首“女书”民谣讲述了一个妇女从出生到婚嫁的经历。语言流畅、质朴、琅琅上口。胡美月说，她刚满7岁那年，奶奶高银仙就教她学“女书”。“奶奶唱，我也跟着唱，这首《一岁女》给我极深的印象。”

　　上个世纪末，高银仙和她结拜的“女书”姐妹们相继谢世。如今能够吟唱、书写、创作“女书”的就剩下铜山岭农场94岁的阳焕宜老人了。在“女书”的故乡江永县上江圩镇晋美村，人们都认识到女书传承的危机。

　　“幸亏胡美月学了不少‘女书’，否则这个传统要在我们这辈人的手上消失啊。”村支书胡社国长叹。去年2月份，普美村集体决定，把村里的祠堂改为教室，将嫁到下关村的胡美月请回来做老师，教全村的妇女学习“女书”。

　　上午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天井，照射在学生们身上。40岁的胡美月在黑板上一笔一顿地写着她记忆中的“女书”字符。这种奇特的文字，由点、竖、斜、弧几种笔画组成，字型多是斜体和菱形，行文由上而下，自右而左，没有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一书到底。

　　一双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黑板，手中的笔也在不停地记录着。10岁的小女孩胡翠玉，今年正上小学3年级，笔记做得特别工整。当记者要求她写一个“女书”字符时，她甩了甩头上的马尾辫，用“女书”写了个“不”字。

　　两鬓斑白的何转玉坐在“女书学堂”的最后一排，她今年已经54岁了，是“女书学堂”年龄最大的学生，何转玉的学习不仅仅为了掌握知识、传承文化，更大程度上是表示对“女书”悠久传统的欣赏。

　　记者离开“女书学堂”，来到数步之遥的胡美月弟弟家。这是一座明清时代的宅子，门联用秀美的“女书”文字写就。“女书”艺人高银仙在二楼的绣房里度过了她的晚年。胡家堂屋的墙壁上，至今还粘贴着高银仙生前的“女书”作品。

　　胡美月的弟媳义美娟正在家里做“女书”作业，她现在已经认识了300多个字符，可以勉强吟唱“女书”中的歌谣。

　　村支书胡社国告诉记者，全村妇女如饥似渴学习“女书”的一个原因是接待日益增多的游客。“外国游客是冲着‘女书’文化来普美村的，如果全村很少人能说、能写‘女书’，会降低游客的兴趣。”

　　江永县委宣传部部长周智亮说，江永县已将普美村定为“女书文化村”，准备进行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一座连接对岸的铁索吊桥正在规划中，‘女书学堂’、绣楼、‘女书’文化园、‘女书’展览室都将被开发为景点，供游客参观。”

　　旅游赋予“女书”文化以新的时代价值。但是，“女书”真正复活的标志是使用价值的恢复。“尽管现在姐妹们还不能够互相通信。但是继续学下去，我奶奶那一辈互相写‘女书’交流内心秘密的情况也许会重现。”胡美月说。

　　94岁的生命阳光——访“女书”的最后传人阳焕宜

　　或许是记者的脚步声惊扰了这位卧病在床的老人。在湖南省江永县大山深处的一间农舍里，94岁的阳焕宜佝偻着身子，在孙媳妇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从简陋的卧室里走出来。她粗糙的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小本。正是这上面的蚊形字符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阳焕宜老人今年5月中旬摔了一跤，这些天来一直在床上休养。她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孙媳妇将她稀少的头发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

　　“我23岁从上江圩阳家村嫁到铜山岭河源村。在出嫁之前，我和同乡的高银仙是要好的姐妹，当时经常用‘女字’通信，什么话都讲。”老人神智清楚，对记者的提问，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回答。

　　高银仙是江永上江圩著名的“‘女书’传情七姐妹”中的大姊。尽管阳焕宜与高银仙并未结拜，但她们年轻时一块习“女书”3年，有着深厚的友情。上世纪90年代末，结拜的七姐妹均已去世。在“女书”之乡江永县，能认识、阅读、歌唱、创作“女书”作品的传人，只剩下阳焕宜了。

　　阳焕宜老人的手由于抖动得太厉害，已经无法书写文字。但她特意为记者读了一篇自传性质的《三朝书》。这部作品是写当年她结婚第三日的心情。老人用心灵触摸着那些神秘的文字，抑扬顿挫的吟唱仿佛诉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的悲欢离合。黯淡的眼神渐渐显出光泽。窗外的鸟儿清脆地鸣叫，她的孙媳妇偎在老人身旁，痴痴地入迷了。

　　在过去，这些文字都是老人内心的秘密，“女书”记载的秘密都只在结拜姐妹中流传。男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而现在，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面临着生存危机。

　　阳焕宜老人是少女和成年时代均伴随“女书”成长的唯一健在的女性。老人如果谢世，将意味着当地妇女之间用“女书”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分享感情、闲聊家常和交流生活经验的传统的消失。现在，老人的后辈包括孙女们，对“女书”大多已经十分陌生了。

　　记者在采访老人的时候，恰巧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也来看望老人。胡美月可能是晚辈妇女中认识“女书”最多的人。阳焕宜老人看到胡美月过来和她一起读“女书”，精神忽然振作起来，干枯的脸上透出笑意。在朗读的时候，老人不时纠正胡美月的发音。

　　阳焕宜老人对胡美月说：“我好久没有回上江圩乡了，快认不出你了。我好想你奶奶，做梦都想，我和你奶奶以前一块舂米啊。”

　　儿时伙伴的去世，使老人少了知己；一个人的“女书”世界，更令老人感到孤独。永州市政协副主席曹小华十分关心老人的晚年生活，经常到农场看望老人，还曾经将老人接到城里的家中住过一个礼拜。

　　同行的江永县政府官员说，政府很重视阳焕宜的晚年生活。江永县民政局每个月给老人100元补助。县政府还在铜山岭农场指定一名妇女干部，负责老人亲属和县政府之间的热线联系，以便老人需要时，得到及时帮助。

　　抢救“女书”文化“希望工程”启动

　　为抢救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村“女书”园于日前正式动工。这标志着抢救“女书”的“希望工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这项由湖南省文化厅和永州市文化局共同发起的文化工程，计划未来5年内，重点建设江永“女书”文化生态保护区，使濒临失传的“女书”文化在原生区域得到恢复与发展，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贡献。江永县人民政府和中南民族学院“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也会同一批专家学者，倡议发起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

　　永州市文化局局长王一冰介绍，拟建中的“女书”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分为原生态保护和次生态保护两大内容。原生态保护是在“女书”原生区域江永县上江圩镇进行“女书”生态总体保护，内容为筹建“女书”露天村寨博物馆，着眼于“女书”文化的深度开发与保护。

　　次生态保护即通过充分掌握“女书”文化特质，依托永州市博物馆开展“女书”文化实地调查，编制“女书”文化分布图，征集收藏“女书”文化遗物，测绘“女书”核心村寨及传统民居，举办专题“女书”文化陈列，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等，着眼于“女书”文化的深度开发和保护。

　　“2005年，原汁原味的‘女书’村寨博物馆将挂牌开放。2010年左右，我们希望实现‘女书’村寨露天博物馆与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三位一体。”王一冰对项目规划充满信心。

　　据了解，整个“希望工程”将耗资850万元以上。一批“女书”研究学者，如清华大学语言教研室主任赵丽民、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宫哲兵、日本“女书”专家小幡敏行、百田弥荣子等被邀请参与工程建设。

　　据江永县委书记张爱国介绍，当地正挑选三名优秀青年保送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等攻读“女书”研究的硕士学位，培养本土化的研究策划人才。

　　作为抢救“女书”文化的一部分，全球第一本“女书”词典正在紧张的编辑、审阅中，年内即可出版。岳麓书社的编辑说，这本词典从“女书”产生的历史以及音、意、形、源都体例完备，兼有发音、词汇和语法，更象一本关于“女书”的百科全书。

　　不少专家认为，作为一种罕见的历史文化遗存，“女书”对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妇女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抢救‘女书’意味着对文明的尊重”。

　　新闻背景：濒临失传的中国“女书”文化

　　中国“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女性秘密文字，历史上主要在湖南江永县上江圩、允山、桃川、黄甲岭乡镇及其毗邻的道县新车乡等地妇女中流传。随着女性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现在“女书”基本上只是在一些农村老年妇女中使用，濒于失传。

　　近年，众多中外学者纷纷到江永“女书”流传区考察研究，收集“女书”原始资料，研究不断突破，但学界普遍认为，从总体上看，目前对“女书”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作为世界仅存的独一无二的妇女文字，它的传承渊源，产生时代，与汉字甲骨文的关系，与瑶族的关系，它独特的文化存活现象等，至今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它在众多学科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更有许多尚待研究的课题。

　　来自中南民族学院、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权威的“女书”研究专家认为，作为一种罕见的文字符号体系和信息含量十分丰富的神秘文化现象，“女书”无疑是中国尚待发掘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高银仙、义年华等一批高龄“女书”传人近年相继去世，刚浮出水面的“女书”迅速面临传承危机。记者在江永县铜山岭见到的最后一位“女书”传人阳焕宜，今年已94岁，卧病在床。由于种种原因，当地对她的录音录像和作品系统整理都还没有开展。

　　按照江永“女书”流传地区妇女的风俗习惯，人去书亡，“女书”作品常作为殉葬品焚化或埋掉，只有极少数作为纪念品留给女儿和姐妹女友，因此极少发现清代及其以前的“女书”原件，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毁灭破坏，目前江永民间留存的“女书”作品日益减少。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海内外大批研究人员闻讯赶赴江永，不少人走村串户，纷纷从当地群众手中高价抢购“女书”作品，个人占有收藏，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掠夺性研究”导致本来遗存极少的“女书”原件大量散佚流失。长期跟踪研究“女书”文化的原江永县文化馆干部周硕沂认为，目前流失到海外的江永“女书”原作及文化遗物至少达百件以上。

　　经过10多年的考察研究，“女书”已引起世界性关注。不少专家认为，作为一种罕见的历史文化遗存，它对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妇女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完)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获得重大新闻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