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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是指不法分子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
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通过洗钱，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钱
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近来，我国为反腐败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在金融方面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在司法 方面，刑法上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黑钱”越来越难以藏匿和使用，腐败分子便想方设法把钱“洗白”，把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钱活动由此越来越猖獗
。洗钱已经成为腐败分子将腐败合法化，对抗反腐败斗争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要针锋相对地加强对
洗钱犯罪活动的侦缉与惩处。
①贪官洗钱法不容
近年来，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
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
传统的洗钱。
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
黄苇町是我国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有这样几点：一是先捞钱后洗钱，
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
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
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
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虽
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某些领导干部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
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
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以买房子为由索贿23万元，一家公司的经理按戚提供的户名和密码在银行办理了活期
存折。这一轰动全国的受贿大案的主角之所以能聚敛如此惊人数目的不义钱财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实施了“
洗钱”手段。戚案的一个重大线索是公安人员截获的戚火贵妻子寄给台湾亲戚的一封信，信中请求亲戚帮助遮掩他们1300
余万财产。
其实，像戚火贵这样使用“洗钱”手段的人绝不只一个。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受贿案的
主犯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原吉林省工会副主席薛景文……当其东窗事发时，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场面：执法人员
从其家中的各个角落———甚至家中被里、衣服领里、抽屉的夹层里搜查出人民币外币存单、国库券、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
证券。这些满载赃财赃利的金融证券上或直接署着当事者的大名，或署有其家人、亲属的名字，或署着—些只有当事人才知晓
的假姓假名。
②打击洗钱不手软
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在不断上涨，这其中因为洗钱所导致资金外流的数目不在少数。
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有人担心这将会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会
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因为资本外逃通常会伴随着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走私、贩毒、洗钱、逃骗税、逃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通
常表现为外汇的流失，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防止资本外逃，还需要加强部门协调，齐抓共管。
专家认为要完善外汇管理法规，改进外汇管理手段，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监管。银行系统要建立大额资金转
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管。
随着我国金融业走向国际化，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无论防范国内腐败分子的资金出逃和洗钱，还是防范国际犯罪集团
以投资、贸易形式进入大陆洗钱，都需要进一步密切与各国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的合作，在保护金融机密的前提下，加强对各
种可疑交易和资金往来的跟踪监督和国际协查。
针对经济犯罪案件数量逐渐增多的趋势，1998年，中国公安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以领导、指挥、协调全国
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同时也负责与国外执法机构开展打击跨国经济犯罪合作的具体事务。
据透露，中国警方与亚欧执法机构的合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仅打击跨国洗钱犯罪，中国警方近两年共协助外国警
方调查涉及洗钱犯罪线索70余起，涉及17个国家和地区。
③修改刑法不容缓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1997年春天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很多国家的刑法对洗钱的
犯罪行为作了规定，但不具体。目前，洗钱犯罪时有发生，并已不限于毒品犯罪。因此，于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
其来源和性质而进行的洗钱行为规定了较为明确的刑罚。
第一次在国家基本大法中出现“洗钱”字眼，足以表明中国法律之剑已指向洗钱犯罪。同时也表明中国法律正逐步与
国际惯例接轨，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
1997年10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开户单位基本账户设立、现金支付问题、公款私存问题
和银行卡的管理等8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改进了对个人储蓄账户的现金支付的管理。从法制角度看，尽管我国新
刑法对反洗钱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可操作性还不够强。新刑法没有对洗钱犯罪的界定、方式、何为情节严重、具体量刑
等做出具体规定和实施细则，一些需要配套进行反洗钱的措施也没有出台。
反洗钱，中国的法律还要继续完善。
事实上，一些不法分子将贪污、受贿所得的非法收益以亲戚的名义通过开办娱乐场所、餐厅、企业或采用“资金出境
”等方式进行洗钱，而我国却没有将贪利性犯罪纳入洗钱罪的范围。其他财利性犯罪也同样由于缺少洗钱罪这一有效的控制手
段，因而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建平认为，从刑事政策的立场出发，我国应该对金融立法作适当调整，增加
银行金融机构在反洗钱方面的义务性规定，同时增加人民银行等机构的综合监控职责。
将我国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洗钱罪与国际或区域公约以及发达国家的立法规定进行比较，卢建平认为，我国现行
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是在对洗钱犯罪的国际性或跨国性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规定，仍然存在诸
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卢建平指出，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是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围。我国刑法现在仅
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黑、私”三种，明显偏窄。这既与国际潮流相悖，也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我
国目前情形而论，贪污、贿赂、贩卖人口、制假售假、诈骗等犯罪的所得也是非常丰厚的，也需要“清洗”。对这些犯罪所得
的清洗不以洗钱罪惩处，而另定他罪，极为不妥。因此应该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大，与国际反洗钱立法保持一致。
因此有学者建议应将刑法的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
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修改为：“凡是对一切财利性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是由洗钱罪打击犯罪的独特功
能与作用所决定的，也是现实反腐败和反财利性犯罪的迫切需要。
还有学者提出应当明确中央银行反洗钱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管理协调工作，制定反洗钱政策
，监督各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法律，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金融机构进行惩罚，并向有关司法部门提供协助和合作。进一步完
善我国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和管理办法；建立完整的交易记录，特别是现金交易记录，严格禁止公款私存，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将企业单位资金转入个人储蓄账户套取现金等等。
人们看到，目前我国针对反洗钱活动所需要的部分配套措施已经出台：如纳税申报制度、《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以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这些都为
实施反“洗钱”做了重要铺垫。
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反“洗钱”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形形色色的“洗钱”犯罪分子，都将逃脱不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
《人民日报》(2002年06月19日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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