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萍是个普普通通的山东妇女，她的丈夫辛锡禄是济南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教员，现在在国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10月21日，33岁的王惠萍因患肺癌离开了丈夫和年仅6岁的幼子。

　　王惠萍的去世在齐鲁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军队、政府、媒体、群众纷纷以各种形式向她表示哀悼。

　　一个平凡的妇女，一位普通的军嫂，究竟因何得到人们如此深深的敬意？透过辛锡禄对妻子的追忆，人们可以看到，一位优秀的军人身后那位优秀的军嫂。

　　我们有爱，这就足够了

　　惠萍是在潍坊去世的。她走后，我回到济南的家。打开惠萍亲手锁上的房门，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洗净叠好放在衣橱里，我的书也分门别类摆在书架上，家里的钥匙都放在一个信封里。她在信封里给我留了张纸条：锡禄，你的夏装我已干洗过了，放在左边的衣橱里。书的目录放在床头柜的第三个抽屉里。厕所的灯坏了，回来别忘了换上。

　　看到墙上对我微笑着的惠萍，眼泪又一次洒满了我的脸颊。

　　1992年认识惠萍时，我正在蚌埠坦克学院上学。

　　惠萍是城镇户口，我的家在农村。1994年5月，我们回潍坊结婚，我父母看我们连家具都没有，认为婚礼怎么也得操办得像样一点，不然对不起要过门的儿媳妇。惠萍知道后对老人说：“爹、娘，你们就别张罗了，我和锡禄商量好了，到部队去结婚。”

　　背着父母，我悄悄问她：“什么时候说要到部队结婚？”惠萍说：“你真是死心眼，家里经济不宽裕，举行婚礼就得请客吃饭，既花钱又耽误功夫。”她跟我约定，在家里就说到部队举行婚礼，到了部队就说在家里举行了婚礼。

　　到城里领结婚证那天，我说什么也要给惠萍买只金戒指。转了几家首饰店，她都嫌贵不买。最后，她自己在一家工艺品店花12块钱买了个铜戒指。直到去世，她手上一直带着这只铜戒指。

　　在照像馆照像时，我劝她穿上婚纱照几张，惠萍说：“我不穿婚纱，你也别穿礼服，我就喜欢你穿军装的样。”

　　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首饰，甚至没有照张像样的婚纱照。但是我们有爱，这就足够了。

　　爱的另一种形式

　　我从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发展势头不错。一个农家子弟，读了大学，当了军官，又找了个好媳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惠萍了解我的心思后，专门请假赶到部队：“你学问比我大，道理懂得比我多，但我感到你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想法，将来肯定会被淘汰。”

　　惠萍说得有道理，你不能不按她说的办。1995年，我考上了石家庄装甲兵指挥学院硕士研究生。1998年毕业后分到济南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担任教员。

　　惠萍1999年初辞掉潍坊的工作，随军到了济南。这下好了，研究生也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也结束了，一家三口可以好好在一起过日子了。但我很快发现，惠萍想的和我不一样。她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起“知识经济”、“终生教育”的话题，还不断把某某人考上博士的信息告诉我。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我就是装着听不懂。

　　有一天晚上，她实在憋不住了：“你就不想考博士？”我说：“不想。拼了十几年，我想停下来休息休息。”听了我的话，惠萍不看我，眼睛望着窗外缓缓地说：“人生就是爬坡，得猫着腰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往上攀。不能停，一停就会掉下来。”

　　有惠萍在后面赶着，她又把家里所有的事都包下了，我没辙，只好再回到书房“爬坡”。1999年，第一次考博失败，我感到很没面子，惠萍却劝我：“好事多磨，失败一次就向成功靠近一步。”

　　其实，从惠萍随军那天起，她就成了我学习上的“贤内助”。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微机，我写字又慢又差，每次搞课题研究，都是由我口述，她记录整理。后来买了微机，也是由她来打字。现在，我有时写论文，坐在微机前却忘了打字，而是习惯性的大声口述一句，然后说：“打！”听不到键盘响我才回过神来，惠萍再也不能帮我打字了。

　　跟惠萍过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她心里真有个“绿色情结”，军事方面的东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有一次，她看一份英文资料上介绍了一个外军战例，感到很有意思，就试着翻译成了中文。我一看，翻译得还真像那回事，就对文中一些军事术语做了修改后寄了出去。后来，这篇题为《声东击西，兜击歼敌———马内契斯卡亚之战》的文章，发表在了《坦克装甲兵》杂志上。惠萍和我一起搞了不少论文和翻译文章，这是惟一署有她名字的一篇。

　　去年初，我再次准备考博。这一次，惠萍心里好像很着急，仿佛没有时间再等了。她跟我一块定计划，监督我“事不过夜，桌无积案”。3万多单词的英汉字典，她让我从头背到尾。饭后散步她跟着，一边走还一边给我提问题。有时我心想，找这么个媳妇真累。

　　国防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那天晚上，惠萍给我做了一桌子好菜。那一刻，我真正理解了惠萍，从心底里感谢她。没有她的鼓励和支持，我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你这媳妇不简单

　　墙上的惠萍还在静静地笑着。惠萍，这33年你过得这么不容易，为什么还总笑？

　　惠萍这辈子真是不容易。高中毕业后上班没几天，厂子就倒闭了，她只好自己找活儿干。打工，推销保健品，当钟点工。自身的经历和作为军人妻子的现实使她变得独立、自强，敢于面对任何困难和打击。

　　惠萍从1999年夏天起开始承包园林绿化工程。第一个工程失败，赔了两万多元钱，她没告诉我，悄悄从娘家借钱垫上了。后来她承包的3项工程我都去看过，加起来有3万多平方米，从设计、整地、种树种草、建假山喷泉一直到后期护理，都是她一个人领着20多个民工干。几个民工私下跟我说：“你这媳妇不简单，济南市干园林的不少，女工头只有她一个。”就这样忙累，她还自学完成了法律专业的大专课程，并开始了本科课程的学习。

　　去年年初开始，惠萍的身体就有些撑不住了。我没往坏处想，认为是干活累的。好几次我跟她说：“济南市要统一安置军嫂，你就别再自己干了，找份安稳的工作算了。”惠萍说：“下岗职工这么多，安置起来不容易，咱还是别给国家添负担了。”她还说：“等这几项工程交了工，我们就有十几万的收入。有这十几万家底，你到北京上学，我就到北京办个‘惠萍园林公司’。北京申奥成功了，园林市场肯定有很多商机。”惠萍看事就是这么远。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该死的癌症破灭了。

　　惠萍查出肺癌晚期是去年4月的事。她不仅瞒着我、瞒着部队领导和邻居，就是家人她也不让知道。她把药都锁在一小箱子里，每次吃药都背着人。

　　后来我听说，我到国防大学报到的第二天，惠萍就去了沈阳，按照广告上的地址去买治癌的药。她才33岁啊，她不想撇下我和孩子、撇下自己的事业就这么早早地走。

　　但是没有用。进入9月，惠萍完全病倒了，她只好把母亲和姐姐请来照顾自己和孩子。就这样，她给我打电话还说“没事”。

　　“十一”放假回家，我看到的惠萍确实“没事”，她不仅陪我聊天、看电视，还陪我到外边散步。每次我问她身体情况，她都把话支开，让我给她讲国防大学的事。

　　我节后返校不久，惠萍就让家人接回潍坊，住进了医院。她不想给部队添麻烦，也不想打扰我学习，想把后事留给自己的兄弟姊妹。

　　10月20日，我接到惠萍大哥的电话：“你能回来一趟吗？惠萍想你。”

　　一听电话我就知道事情不好，惠萍从来不让人打这样的电话。我急忙请假往回赶。

　　21日早晨，天还没亮，我走进惠萍的病房。这时，她已经不能讲话，只露出一丝笑容。我把她抱在怀里，脸贴着她的脸，泪水涌出来，流在她的头发上、脸上和胸前的衣服上。有几次，她还想抬手给我擦泪。我就这么抱着她，一直抱着她。下午4时零9分，她长出了一口气后，永远地睡着了。

　　墙上的惠萍还在望着我笑。我知道她放不下我，放不下儿子。

　　惠萍，你放心吧，我会好好抚育教育儿子，我会努力“爬坡”，永不松懈。因为，我的身后有一双期望的眼睛，因为，有你在天堂向我微笑。本报特约记者曹晓明 通讯员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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